中国教育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社会活动家们始终注意以成人教育宣传革命理论，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一些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也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以此传播革命真理和先进思想，抨击封建思想和愚昧、落后的习俗文化，促进了先进文化和文明的普及。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工人夜校，提出该夜校是专为工人设立的，开设国文课（包括认字、短文、便条、写信）、算术课（包括珠算、笔算）、常识课（包括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治、经济等）。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大学的邓仲夏、张太雷、张国焘、许德珩等曾多次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分赴北京、长辛店、南口等地宣讲革命的科学道理。1920年，又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引导大家团结起来，投身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滚滚洪流中去。与此同时，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天津、郑州、济南等地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也举办了工人夜校、识字班等。这种成人教育活动，不但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素质，也启发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就了强大的生力军。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成人教育的办学方向，指出“劳工补习学校应逐步成为劳工组织的核心，所授所学，最重要的是应能唤醒劳工觉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其以后的革命历程中积极推动了成人教育工作，组织了大量的成人教育活动。例如，20年代的湖南自修大学、安源工人夜校、上海大学、上海平民女校、沪西工人学校、南洋义务学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农业学校、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军事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俄文学院、民族学院和各种干部训练班、识字班等等。40年代的东北大学、东北军需学校、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铁路学院、内蒙古学院、苏皖地区的华中大学、建设大学，西北地区的西北军政大学，以及各解放区、根据地举办的工人补习学校、业余技术补习学校、工人政治大学、工人政治学校等等。这些成人学校的开办和成人教育活动的开展为中国革命各个阶段培养了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对于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造就新社会管理人才，推动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了重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也在这种成人教育活动中学习了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索着前进的道路，检验着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逐步自觉地承担起改造社会、推动革命和历史前进的巨大任务的。研究历史上成人教育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无论是英国的、法国的，还是俄国的、中国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拉动了成人教育的发展，同时，被拉动的成人教育又作用于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中国，成人教育体制、体系、制度的建立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中央政府立即做出发展教育提高新中国建设者素质的决策，同时提出了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的主张。在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49年12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明确指出“要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的伟大工作，”同时还草拟了《工农速成中学实施方案》。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并颁布了《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在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又提出“应该积极地有系统地举办业余高等学校、夜大学和函授学校”，“积极地举办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和夜校”，“积极广泛地开展业余的文化教育工作，在机关和企业中应该大量地举办正规的业余中学和业余小学”。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领导下，当时的工农大众业余教育如火如荼，不仅为后来的大规模扫除文盲运动和成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且也为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