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尤其是最后一个环节，参与的人最多，“人数必须要超过24人，否则不合法。”争论也最激烈。徐学纯说，“有时会为一份材料争辩1个小时，最后还要查看原始材料。”他参加了最后一个环节的评审。

　　对多数老博导的审查很顺利，没费周折就通过了。但对于有些老博导则会争论些时间。“主要牵涉到个别人的学术品格问题。”

　　校党委书记张文显说，个别博导是因为学术腐败而下课。徐学纯认为，其实也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有的博导论文出现抄袭嫌疑，他引用了许多人的观点，但没标明出处。“他毕竟没有全盘抄袭，没到学校对其进行处分的地步。”

　　还有的博导做了一个项目的研究，应该是用一篇论文就能说明清楚了，但他将这个研究做一些改头换面，分发到好几处杂志上，算作多篇论文，“而其实这只是一个项目的研究。”

　　这些情况早已存在着，“老师和老师之间心里都清楚，谁做学问是什么态度。”以前因为没有严格执行审核制度，也就让这种现象存在着。

　　下课博导的疑问

　　一些时日以后，胡风力陆续接到电话，他的论文一篇又一篇地在核心期刊上刊登了。当刊登的篇数达到3篇时，胡风力的心情开始变得复杂。他想再争取一下。

　　校领导听取胡风力的情况后，给出了解释，制度已经定下，还得照章办事。做学问不急于一时，只要确实具备博导资格的人下次还是能被聘上。

　　胡风力接受学校这个说法。但是关于这个制度，“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他说，用简单的量化标准是否能体现一个人具备了博导资格。

　　如果只是以简单的标准来量化博导的质量，就有可能让一些人绕开学术途径，动用其他手段去完成量化了的指标。“现在只要花钱，就能在一些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如果人脉关系畅通，拿项目也不是难事。”

　　从9月29日到10月13日，学校设定了一个异议期，下课的博导可以通过校长信箱、登门拜访等各种方式，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于海光（化名）是一名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博导，因为没有研究课题而落聘。他去反映情况。他并不是没有课题，只不过那是一个日本的项目，关于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当时他没到学校科研处去登记，100万日元的研究经费也没落入学校的财务处。

　　校方的回应是，必须要有国家省部级的项目，文科项目经费必须每年在3000元。而于长敏在八五、九五都有国家省部级的项目，惟有这次没拿到国内项目。“如果有一个老师今年正好有项目，他就被选上了。那样偶然性也太大了。”

　　徐学纯说，在异议期里是他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他要解答博导们各种疑问，事先对他们会从哪些方面发问要有准备。两周中，他接待了20余名下课博导，“回答时，必须要小心翼翼。”

　　“他们的疑问都集中在个人具体的问题上。”有医科大学的下课博导来反映，他同时又是医院里的医生，既要给病人看病，又要带学生上课，没时间从事科研项目。徐学纯的回应是，如果医生的身份和博导有冲突的话，那两者只能择其一，“因为带领着博士生从事科学项目研究是博导必须的职责。”

　　“还有些事就会麻烦些了。有的实在解释不了，还要通过复查。”徐学纯说，有的博导的科研项目是四个人一起做的，研究经费怎么算，就会有各自的争议。有的博导论文是发表在一些学会期刊上的，而且学会在国内还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这些论文算不算符合标准就需要再进行复查。“最后还需要复查的大概有10或8个人吧。但基本都是维持原样。”

　　“来表达疑问的博导中，没有一个是对制度中程序设计进行质疑的。”徐学纯对程序设计的公正、严谨充满自信。
 
　　利益中膨胀的博导

　　“博导队伍扩大的速度太快了。”张文显深有感触，“这直接导致了博导质量的良莠不齐。”张文显是在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聘为博导的。当时是42岁。他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成为博导的都是学术大师，他们在学术界都有很高的声望。“这里存在着一对质量和规模的矛盾。”

　　张文显是由国务院学位办选聘的最后一届博导。此后，选聘博导的权限就下放到有条件的院校了。这也为博导数量的膨胀开创了一个首要的条件。

　　徐学纯原先是长春科技大学研究变质动力学的。他是由院校选聘的第一批博导。那是1994年。在徐学纯的记忆中，整个学校大概只有10来名博导。在他成为博导之后，博导数量就已达到20多个。“当时我是最年轻的。40岁都不到。”

　　致使博导迅速膨胀的第二个原因是，学校博士点的增多。一个博士点通常有3个研究方向，“现在有的博士点都出现了5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就有一位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