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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日报：从《蛙》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您在创作上与当下现实更加接近了，这种接近是否是您未来的创作趋向呢？

　　莫言：有人认为这部书写的是没人关心的陈旧的问题，我觉得这部小说写的问题恰好是千百万人关心的问题。 《蛙》是我创作历程里跟现实贴得非常近的一部小说。但是，作家并不是在比大胆，谁写了一个什么重大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关键还是用艺术的方式触动了千百万人最关心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为什么要触碰这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而《蛙》便涉及到了生也涉及到了死。我认为，可以把人灵魂深处的东西，那些平时我们所忽略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样的敏感题材为探索的深度提供了可能性。当然，我认为即便是写历史题材依然可以贴近当下的现实。题材没有新旧之说，关键在于所触及到的人的灵魂深度，在于你的故事、你的题材、你的小说，是否真的有所发现，是否发现了以往作品所没有发现的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假如有所发现的话，它就是一部新的小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所谓写“新”人的概念，俄罗斯文学里，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等等，他们的创作也是遵循写“新”人的概念。屠格涅夫写《父与子》的时候，有人批评他写的是很旧的东西，然后他便重新构思，最终写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父与子》。并不是说我写的是一个“90后”的小伙子，就是“新”人，你写了一个“80后”，就是一个“旧”人，不在于人的实际年龄，而在于作家对他的开掘和了解，你是否创造了一个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如果是，那么即便你写的是一个清朝人，那也是一个“新”人。否则，你写的人物哪怕昨天刚刚20岁，但在过去很早很早的小说中已经出现过类似的人物，那他依然是个“旧”人。文学的“新”人和“旧”人，是这样划分的。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社会问题迟早会陈旧的，今天写一个现在非常重大的千百万人关注的问题，比如房价，但是，过了两年后，也许没有人再关注这个问题了，变得很陈旧了。以问题取胜的小说很短命，不单单是写问题，而且是写了问题中的人，而且这个人是“新”人，那么小说也就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因此，谈到我今后的所谓的贴近现实，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贴近。并不是在于非要去写千百万人关注的房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写，但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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