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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莫言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应“重估”若干问题

　　只要能写出“新”人来

　　编者按 莫言，几乎可以与中国文学近30余年来的发展互为标签。有人评价当下的文学是“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有人斥之为“垃圾”，我们发现，在两极化的观点之中，作家莫言都会以论据的方式出现在各方的言谈之中。如果说中国当下的文学充满了争议，那么莫言的小说便是众多争议的具体指向之一。 5月13日，本报记者在莫言家中采访了这位总是处于舆论中心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用“沉在池塘最底层的鱼”来形容自己。因为作品中残酷、残忍的描写而不断遭遇批评的他，坦言因为已过知天命的年龄而学会平和、坦然地面对争议。他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文坛少了很多浮躁。谈到如何贴近现实，他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所谓写“新”人的概念，俄罗斯文学里，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等等，他们的创作也是遵循写“新”人的概念。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

　　“2000年以后，中国文坛少了很多浮躁……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我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底层的，沉得比较深的。 ”

　　辽宁日报：站在作家的角度，您对当下文学的整体状态有怎样的基本评价？

　　莫言：围绕最近10年的作品，有很多的争议、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也是最能够让很多人觉得痛快的，就是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近乎全盘的否定。这种观点听起来非常过瘾，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当然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判断。最近10年的文学，实际上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写作者本身的年龄层面也非常多，老一代的作家，比如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作家，依然在写作，40、50、60、70、80、90后都在写，有的在写中篇，有的在写长篇，有的在出版社出，有的在网上贴，大家都在写作。如果一个人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全面判断的话，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大量地阅读，当然，要求批评者们把所有作品都读一遍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起码应该把这一时期以来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品读一下，网上的作品浩如烟海，但也可以把流传甚广的代表作读一下。如果不把那些主要的作品读完，就武断地下一个结论，实际上是有一点冒险的。而我个人作为一个创作者，当然是认为近10年来文学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新世纪10年来，我们少了很多浮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前，这20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很多阶段，包括向西方的学习，其中带着一些模仿的痕迹，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有很多早期传统的文学思想对创作造成干扰，作家思想上有一些保守的观念，创作上呈现一种很不完美的状态。而2000年之后，这种浮躁的心态起码是减弱了许多。

　　作家简介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家境贫苦。小学时逢“文革”，辍学务农。成年后到县城当过临时工。 20岁参加解放军，历任保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 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表现独特的风格，此后创作日丰。虽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莫言的作品获得了世界范围内众多读者的喜爱，很多重要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代表作：《檀香刑》、《生死疲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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