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访问：当时做了哪些工作来应对这一严峻的形势？

　　口述：首先就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我们对大学生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学生思想很活跃、但又有很多迷茫和困惑的情况下，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还是很有作用的。当然也很困难，因为它跟学生的想法并不是很一致的。当时，有些学生有很深的怀疑，怀疑马克思主义到底还有没有用，党的领导到底好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到底还有没有前途。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一定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另外，我们还采取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与学生见面，面对面地交流、进行教育和引导。学校的领导也与学生对话，这个也很有作用。因为，平时一个同学要见上校长很不容易，碰上他都难。那时候，校长、书记能够坐到那里倾听同学们的看法，或者直接与同学开展对话。年轻人需要你与他对话，他想说的话要有地方讲，有人听、有人回答，那就不一样。当时，特别是1986年底1987年初的学潮之后，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但是，也没有完全控制住局面。所以说，那时候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很困难。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放弃努力，而是一边抓眼前的教育和工作，一边抓基础建设，即抓队伍建设、抓学科建设、抓专业建设、抓课程建设、抓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到80年代的中后期，在马列课之外，我们正式提出开设思想教育课程。当时，我们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系统地去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回答学生中间普遍存在的世界观、人生观或者个人品德方面的一些问题，来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既包括如何树立人生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看待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形势与问题、树立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大一些的问题，又包括个人应该怎么样对待学习、怎样对待交友、恋爱、婚姻等相对小一些的问题。这些东西学生普遍关心，你去讲，学生反而愿意听。比如，我们强调，“大学生思想修养课”必须紧密联系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实际开设；“法律基础课”不能开设成“法学概论”，要突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培养和树立。特别是在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时，我们强调，要把这门课开成不象传统的课、但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课。“形势与政策课”的生命力不在于给学生多少系统知识，而在于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现实中学生对形势、政策等方面思想上存在的疑虑和困惑，坚定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信心。我们否定了一些同志想从战略、策略等基本范畴展开课程体系的做法，要求对这门课一学期或一学年一安排。因此，思想教育课程推出后，受到学生的欢迎。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思想教育课程不要搞成理论课，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联系实际，能够有启示作用，能够有好的办法解决问题。由于在马列主义理论课之外又设立了思想教育课程，所以，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高校中逐渐有了“两课”的说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抓了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要靠人来做，那首先就要有队伍，而且，队伍还要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也突出抓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建设这支队伍，要按照教师的职业资格来要求，按照教师队伍的标准来建设，按教师的要求来考核。同时，也要创造条件，让这些人有讲台，等等。在很困难、很艰苦的情况下，在徐文良等老司长的带领下，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在队伍的基础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一些高校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将来能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现在，这个专业已经能够培养自己的博士、硕士，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重要支撑。所以，那一段时间，一定要讲我们工作的成就更多是在建设方面。

　　那时侯，我们还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组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到国外考察。当时，教育战线中的有些人，包括一些出过国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行业的人说，你们是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是，人家外国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出的哪门国？其实他们并不是很了解情况。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还是下了决心，要组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到国外进行考察。首先选定的是美国。那时候，中国和美国有一个合作项目，叫美中历史文化考察团。他们每年派20个教授到中国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听一点课，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等等情况，之后，安排他们到全国去参观访问一个月；同时，中方也派20个人到美国去。于是，国家教委就把这个项目转为专门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过去。我们的首次出访原定于1989年的6月，因为发生了1989年政治风波，推迟了一年，1990年才出去。这个团有来自20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学生部长，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教师。出发前，社会上包括委里有些人又说，“美国无德育，你们去美国干什么？”结果，到美国后，经过深入点的考察，他们就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用我们同志的话说，美国也有德育，不过，他们不叫德育课，而是主要通过人文类课程来进行德育的。例如，美国的历史不过200多年，但是，他们的大学、中学、小学都要上历史课。在这一类的课程中，他们要讲美国价值观产生的历史，美国价值观的合理性，把美国价值观推向世界的必要性。这不是德育是什么？更何况，他们的一些学校在宗教课程中直接讲德育，在一批大学中有一些教授在专门研究和试验直接进行德育的课程。他们从事学生管理的各种队伍，包括心理咨询、学生事务管理、学生实习和参与社会活动管理、学生宿舍管理等方面的人员，比我们的还要多。考察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受启发。除了我们直接给国家教委上了一个报告，同志们也纷纷就这个问题去做报告，在讲课中去讲这方面的事例。他们纷纷说，现在，我们也有资格从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去谈论美国了。有的同志就出访问题连续在校内外做了一、二十场报告，受到广泛的欢迎。更主要的是，通过出访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就努力将这方面的工作坚持下来。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很多人都出过国、都去考察过。另外，经过争取，在公费留学人员名额中我们每年也有20多个，去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包括辅导员，进修或攻读学位。不过，因为他们的外语水平相对低一点，有的人经过培训还是不过关，名额有选不满的情况。当时，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派了十多批人到国外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出国考察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的总共有四、五百人。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在工作队伍中表现比较优秀、比较稳定的。

　　当时，老司长徐文良去德国考察后，专门给全司做了一个报告。我直到现在还印象十分深刻。他谈到，在德国接触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与我们的不同，这些工作主要不是靠学校来进行，而是社会化的。德国有个全德政治教育中心，统一研究部署全国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只要国内外重大事件一发生，它马上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事情发生的历史原因、爆发点、事情情况，以及德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析、态度。白天发生的事情，夜间马上有分析发出，发到所有的媒体、文化教育机构。第二天就有相应的东西写出来。

　　德国是怎么培养人的呢？徐文良司长去跟他们的校长见面，知道他们不叫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跟他们说，除了业务教学以外，对学生的成长你们怎么去关心，怎么去引导，怎么给他们一些帮助的？他们说，学生已经成人了，18岁都是大人了，不需要这样的关心了。徐司长又问，那你们有没有部门、机构关心这些方面的事情。他说不需要，我们就是管两件事情，一个是管经费，一个是管教学。实际上，在德国每一个州有一个大学生服务中心。这个大学生服务中心管的事情很多，它经营宿舍、经营社区。很多宿舍、房子都归它管，学生可以到它那里去申请住房。在学生社区里什么都有，有俱乐部、电影院、舞厅、酒吧，还有体育器械等等，而且还举办讲座。每一个社区里面，都有舍监。舍监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博士担任，有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社会学博士等等。他们在那里就做一些行政服务，但并不代表学校实施管理。学生上完课回到宿舍后，就属于社区工作了，学校里不管这些事。同时，各种党派、社会团体，都在学校设置奖学金，在学校派驻代表。这些代表在学校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发现学习优秀的学生，还有特别困难的学生。由代表去考察，考察同意后，就可以提出报告。宗教团体在学校也都有专门的牧师、神父。他们也有这样的部门，就是你信这个教，就给你这个奖学金。所以在学校里，校长不管思想意识这些事，而由其他人来管。就是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都是社会的各种机构、组织来承担。这些组织、机构有的是政府组织，有的是非政府组织。于是，徐司长回来就总结出一条，说，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工作，是高度社会化的。有些人到国外，跑到学校考察，一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事情，对方说没有，他回来时也就说国外没有，不去做具体的分析。

　　当时，我们司有的同志去美国考察，了解到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一所大学办学生事务专业，重点培养到各个大学去承担学生事务工作的人。而且，在他们的学校里也都有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相当于我们的学生辅导员了，全是专业化的，都是学生事务专业培养出来的。而当时，我们的辅导员的背景是学数理化、文史哲，学什么专业的都有，但没有学学生事务相关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辅导员“上岗”前还要培训。这也是促使我们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