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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政治风波暴露出来的问题,小平同志给予了深刻分析,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小平同志的分析非常正确。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学生还会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深层的原因首先是“文革”的破坏,社会发展失误造成的思想混乱;其次是受西方思潮的冲击,主要是哲学思想,还有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社会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影响了一代大学生,使他们陷入了迷茫。
台湾有个作家柏杨,他写了一本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还有,当时我们大陆上拍了一部叫《河殇》的电影。这些挫伤了大家的民族自尊心。影片《河殇》否定中国的文化,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说成几千年封建积淀造成的,影响很大。这些东西使得很多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降到了低点。所以,当时一些学生的思想状态是迷茫、困惑的。在这种状态下,就比较容易盲目学习西方,迷信西方,甚至把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寄托到这个上。慢慢地,就由学习哲学方面、文化方面的东西,进一步发展到政治上来。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就是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困惑等等。当时在学生中间曾经自发地组织过一些团体,譬如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指导。但对封建社会斗争不存在之后,它的历史作用就消失了。到了20世纪,有些青年学生却返回到这个历史上去了。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像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崇尚自我主义、个人中心,马斯洛的层次需要学说,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当时都在一些学生中很有影响。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学生中间出现的种种现象,它的根源都不在学校里面,要到社会中去寻找,学生中间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现象在学生中的反应。因为大学生的精神是好的,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本质是好的。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的书本上说,我们大学生是“垮掉的一代”。那时候我们就不同意。你一看大学生中这里有一点问题,那里有一点问题,就说大学生不好,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如果大学生都是“垮掉的一代”,那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青年学生从来就是最有生气、最有希望的。大学生们本质上都是好的,但他们当时受社会思潮的影响,陷入迷茫,甚至还有一些偏激情绪,所以我们工作就很难做。那时候讲马列课,学生中确实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听,一定要让他们去的话,他们就在课堂上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逃课的人很多。为什么呢?你讲的马列理论跟他们的思想、跟社会上的那些思潮对不上号。你讲马列主义是怎么怎么的,社会主义怎么怎么好,但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跟那些思潮交锋、碰撞时,我们显得有些无力。反映那些思潮的东西在广播里面也有,在报纸上也有。有些人还跑到学校开讲座、作报告,而且,后来的学潮就是这些散布自由化思潮的人操纵起来的。
在我个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马上把200万大学生的思想一下子完全提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那种高度,把那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彻底清除,那是很难的,因为事情的发展有它内部的规律。所以发展到1989年,有人就利用学生中的这种混乱状态,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造成了对国家、对学生的伤害。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生受到的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困难;但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受过这些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生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教育,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这也有好处。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就没有这方面的抵抗能力。
当时在校的77、78还有79级的学生,基础还是比较好的,都是前十届的中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当时,真正考上大学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并不多,更多的是前几届的,多数经历了“文革”以前的社会。他们看过“文革”以前的社会,也到工厂、农村去劳动过几年甚至十年以上,接触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在“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本来是去锻炼的,没想到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所以,那些曾经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基础比较好的、或者比较用功的学生,考上大学以后,就深切感觉到学习的机会非常宝贵,他们的学习都很努力。而且,他们又经历了这些思潮的冲击,这批学生的辨别能力、领悟能力都可能更强些。这批学生在学潮中和后来都表现得更好一些。当时,对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他们都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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