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口述纪实选摘

拨乱反正  恢复重建思政教育体系
狠抓基础  积极克服不良思想影响

　　访问：您在1987年进入国家教委政教司工作的。那么，您是否能够谈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情况。

　　口述：我进入国家教委相对晚一些，已经是1987年了。当时担任政教司大学思想处处长。关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我是作为学生经历的。来到政教司后，受到蔡次明、徐文良、朱新均等老司长的教导，又从宏观角度了解了一些情况。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时期。“文革”十年动乱，是一场灾难，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气都是如此。对整个的高等教育更是一次极其严重的破坏，包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破坏。“文革”前期，整个高等教育都停办了，学生都去搞运动了。虽然1971年以后部分恢复招生，但是，当时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不需要考试，只要表现得比较好，经基层单位和地方推荐就能进大学。虽然对学生有文化程度的要求，要具备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但是，这个标准不仅过低，而且又不能进行考核，实际上形同虚设。那时候绝大多数学生是工农兵出身，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比较优秀的，在农村、工厂、部队中表现得不错。但是，当时表现好的标准与今天不一样，强调政治表现。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认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要全面发展的话，那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行了，特别是基础文化程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工农兵学员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比较好，只有少数人是一开始表现得还可以，但是后来被“四人帮”利用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总体来讲，对工农兵学员，应该历史性地看待。

　　就“文革”前17年来讲，中国高校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说什么是体系，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一个切合实际的培养目标、一个健全的机构体制、一个优良传统、一个工作队伍。这就是“文革”前17年建设起来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但是，在“文革”时期这个体系被破坏了。被破坏的东西简单说来包含了五个方面。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被篡改；第二，培养目标被转移；第三，优良传统被抛弃；第四，机构体制被摧毁；第五，工作队伍受迫害、被遣散。这便是“文革”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局面。所以，当时提出来要恢复和重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那么，所谓恢复是不是要完全按照过去那样来建设？也不是。要恢复的主要是思想路线，准确地讲，就是过去毛主席强调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等。从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恢复优良传统。而对于重建工作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管理。当时，大家提出要科学化管理，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它的系统理论作为依据和指导。这也体现了恢复和重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重建主要就是针对三个“取消”，即取消队伍、取消机构、取消课程，进行重建。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总是讲“加强和改进”呢？因为这一套体系在“文革”前的17年里就是比较有效的，并且有些是原则性的，是不能够改变的，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党的领导下等等。也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的是对这套体系的加强和改进，而不是改革。

　　访问：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重建工作时面临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口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从历史分期来说，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但是，实际上，整个国家的拨乱反正的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全社会还在进行着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要划清分清哪些东西是好的，应该继承，哪些东西应该丢掉。同时，这个时候社会思想很活跃，包括学生中的思想也很活跃。总的来说，这种思想活跃是一种思想解放，什么都能够说。这是好的一面。因为由于“文革”的破坏，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在政治运动中，如果你随便讲一句什么，就有可能被拿去批斗。例如，“文革”中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而有的同志就因为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高峰而受到批评，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我中学时代的校长，就因为在“文革”前反对一些同学在体育竞赛中机械地引用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说，你们不仅不能牺牲，而且也不要受伤。就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从这里说明拨乱反正、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影响很大，包括推动学生思想上的活跃。

　　但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各种思想一下子都涌出来了，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所以，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另一方面需要克服不良思想的影响。当时，青年学生思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发生了“文革”这么大的问题，那么，共产党到底还可不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还管不管用？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然而，类似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社会上的人首先提出来的，并不一定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因为学生他们没有这种经验。社会上有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就造成了学生的迷茫和困惑。可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不平静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其他社会思潮也涌入，有积极的东西，但也有负面的东西，造成了大学生思想上的混乱。实际上，那些带有负面影响的社会思潮，很多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过、批判过。它们可能在西方国家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起过作用，但是之后就被抛弃了。然而，随着我国思想上的解放，又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涌进了中国。

　　从1979年以后，社会思潮几起几落。早期的典型事件之一是“西单民主墙”事件。1979年1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北京市西单路口的一些墙壁上、砖堆上，被人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些是对党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很激烈的言论。这时，诸如《北京之春》一类的地下刊物也纷纷冒了出来，散布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这些也使青年学生受到了冲击，思想上产生很大的波动。1980年9月开始的全国区县人民代表选举，在推选学生代表时出现了“竞选”现象。从湖南师范学院首发，后来也蔓延到其他一些省市的个别高校、蔓延到北京的十几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有些学生在校园里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竞选宣言”，也有些学生站出来搞“竞选演说”。在这些“竞选演说”中，有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的言论，也有一些非常错误的言论。有个学校，一位“竞选者”公开表示“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家里祖宗三代也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时，一些人鼓掌支持。为了扭转这种现象，高教战线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今天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年10月的一个晚上，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同志把我们四个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请到他的办公室，谆谆教诲我们，要正面宣传党的主张，不要搞所谓竞选。当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所以也亲历了这次谈话。但是，高教战线同志们的这些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是有一些观点激进的人当选为区人民代表。从那时开始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几乎年年都有学校闹学潮。学校始终处于一种不太安定的状态，当时，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意见主要的并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关心国家的发展，对社会分配不公平、还有一些腐败现象提出批评。但是，社会上的一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针对党的领导、针对社会制度、针对政府，提出一些很敏感的问题。结果，这些人利用了学生的力量，把言论引导到政治的一些事情上去。事情越煽越火，越煽越热。

　　就这样，由于在那个时期社会上始终存在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直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散布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迷信，因而，对高校造成巨大的冲击，对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深。这种严重的腐蚀作用造成了学生思想上的混乱，使他们不能辨认清楚事情。到1989年4月，胡耀邦同志去世后，一些学生在悼念耀邦同志时不够冷静，被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利用。你们可能不知道，当时，学潮刚一起来后，各种人包括教育界、思想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的一些人就纷纷来插手。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真正拿主意的不是学生，而是那些人。一旦事情有和缓的趋势，马上就有人进行挑动，把事情搞得更大。最后，导致动乱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