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有的人喜欢讲“宽容”，但他们对历史上的革命和革命家却很不宽容，相反，对清政府、北洋政府的统治者如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则很宽容。对前者尽量予以贬损，对后者则大加颂扬。这里不妨以袁世凯为例，有的文章说，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袁世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文章还说什么：“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及社会文化心理失去平衡不无关系。”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这段文字，是因为它堪称“奇文”，可供读者欣赏。有的文章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辩护，说什么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社会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它的功能不仅仅是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的意义秩序。所以，面临辛亥革命后权威丧失，社会秩序大乱的局面，袁世凯尊孔读经，复辟帝制，试图以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作为整合社会、维系人心信仰，是“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中国问题症结，不失为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面对这种高论，还能说什么呢？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复辟帝制是怎么回事，这里已无须赘言。

　　史学研究没有止境，需要不断认识和创新，但并不等于可以任意肯定或否定，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的态度。这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前面提到的种种怪论的出现，从历史观和方法论而言，就在于轻视甚至贬斥了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而走上了认为“历史可以随意塑造”的唯心史观。

　　所以出现以“翻案”为时髦，原因多样，有学风问题，也有更深层的因素。有的是好做翻案文章，以翻案为“创新”，既以其“新意”而容易在某些报刊上发表，也许还会带来“轰动效应”，扬名一时。对有些历史人物的翻案，则是与其亲属、乡梓有关，那些名声不好的人物的子孙后代和家乡，总要想让他们成为“名垂青史”的伟人、民族英雄，这样，似乎于子孙、于乡里都有光彩。有的则是把现实中的一些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样看待。当然也有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别有用心地去曲解、编造历史。不论翻案者主观意图如何，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按照这种种言论，近代中国的历史将要变成另外一幅图景，即农民起义、变法维新、革命、反帝斗争都是“激进主义”，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都要不得；帝国主义不是侵略中国，而是帮助中国推进近代化：清政府和恭亲王奕诉、曾国藩、李鸿章乃至慈祥太后、袁世凯之流，可以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照此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成为错误和罪恶，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则是推动历史前进，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功或有大贡献。一部中国近代史完全被颠倒过来！

　　苏联的解体，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是对苏联、苏共历史的歪曲、中伤，从而导致对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完全否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否定，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