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性教育不是“一个人的课堂”

　　“即使谁来教、教什么有了保障，怎么教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萨支红和王曦影认为，教学方法千差万别，但落实到性教育上，很多没有经验的教师仍然感到非常为难。

　　当孩子问王颖老师“猥亵”是什么意思时，她硬着头皮严肃地告诉孩子们，“一个女孩跟成年男人单独处在一个房间，可能发生性行为。”她没解释，认为没法儿说得那么透。讲这些的时候，孩子们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王颖甚至不知道孩子们听懂了没有。

　　在媒体的报道中，给孩子念教材、让孩子回家自己阅读青春期健康读本、遇到“不方便”讲的内容就跳过去，这些都是教师们常见的做法。根据王曦影的了解，不少教师遇到性的问题多少还是会感到尴尬，另一些习惯了应试教育的老师，则继续采用老一套的教学方法，“灌输和填鸭式，不考虑孩子有没有吸收”，性教育又变成老师“一个人的课堂”。

　　在萨支红和王曦影的一项针对性教育课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调查中，参与互动式活动和看录像是学生们最喜欢的两种教学方式。

　　“了解是教育的基础。老师要真正了解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在于晓敏的课堂上，她让孩子写出自己想到的与性相关的词，最后，这群职业高中的孩子写出的词有些竟连她这个老师都没有听说过，其尺度之大实在令她惊讶。“不过，这样最起码知道了孩子心里在想什么，知道了他们对性的了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北京延庆二中的心理老师王宏云则很佩服于晓敏面对那些冲击性的词语时所采取的坦然态度，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儿子上小学时的一段经历。

　　在儿子小学六年级的青少年性教育课上，当老师讲到男性生殖系统的时候，他打了个手势：“女生闭眼，趴下！”后来讲女性生殖系统，他又大声说：“男生闭眼，趴下！”

　　这个故事听来有些夸张，但老师们对“性”这个字眼的“害羞”却真实存在。在萨支红和王曦影的实验中，有同学说：“老师不好意思直接讲，只是说了一些不能冲动不能犯错的话，但怎么避孕还是没告诉我们。”

　　在干预课程后，学生的安全性知识水平虽然有所上升，但效果远没有预期的好，萨支红认为，这与授课教师的回避态度不无关系。

　　“如果我们上课的老师扭扭捏捏，忌讳这忌讳那，如何能让学生对性保持一个坦然和健康的态度？”王曦影说。

　　政策流于形式，学校性教育不能再“只说不做”了

　　当然，性教育目前所遇到的瓶颈和困难，与我国学校性教育工作起步晚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相对保守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氛围，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王曦影说，更致命的是，缺乏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制度性保障让学校性教育步履维艰。

　　“如果公众认为这么多的性侵少女案与性教育的缺失有关，那么首先应该问责的就是教育部门。”王曦影认为，在应试的大背景下，有课时的体育、音乐和美术课都被文化课挤占了，连课时都没有的性教育课在学校里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而目前，教育部门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障学校性教育的开展。

　　事实上，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开展性健康教育。《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也有“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内容。但据王曦影的观察，在大多数地方，这些法律和政策都流于了形式。甚至在一些地区，性教育从未真正落实过。

　　接受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得不到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太“宏观”，没有提供具体的执行方法和渠道，更没有监督和考核机制。刘文利说：“性教育的课时、教材、教师、专业培训，这些方面不落实，性教育进课堂就没法儿谈。”

　　不过，今年刘文利的团队在开展性教育实验的流动儿童小学有了第一批完整接受6年性教育的毕业生。6月20日，刘文利和学校一起为这批孩子举办了毕业典礼，发了性健康教育课程结业证书，“他们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希望我们的教育对他们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