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儿子的教学成就

　　杨立跟父亲说出自己想当老师时，是在一顿晚饭的桌上。杨富魁听完，不假思索地点点头，连说“挺好，挺好”。

　　事隔两年，杨立才体会到当时父亲对自己的支持和子承父业的骄傲，其实是藏在这种淡然的表情里。因为杨立的大妹也要工作，说想当电影演员。杨富魁想了几分钟，大手一挥微微皱眉“不行啊，这是不务正业”，一句话，让杨立的大妹改了志愿，进了工厂。

　　1963年9月，杨立和其他19名同学被挑选为教师，历经半个月的培训后，被分配在宣武区各个小学。与此同时，13名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老师离开学校，转业或者参加培训，以达到中师水平。

　　正式上岗前，杨富魁帮儿子分析了小学各个年级的状态，建议他挑一个中年级的班开始教课，比如三四年级。杨立果然在挑班级时说出三四年级，他也被如愿分配到宣武区中恒街小学四年级，教语文课。

　　课本上开始有了毛泽东诗词，学校开始号召学生们向刘文学、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杨立记得那次少先队观摩会，就在他的班上举行，有区里不少的教育领导参观。黑板立在前排，上面有醒目的大字“纪念刘文学”，旁边还有他的头像和事迹。

　　几年下来，杨立从模仿老教师讲课，已经学会自己摸索教学。“我教的班成了红领巾班，特别有成就感。”杨立说。

　　此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37块钱，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学校大发展

　　“文革”期间，教学工作曾经停滞了两年。

　　复课后，杨立重新回到讲台。虽然工资没变，父亲也还在湖北农村下放，但杨立还是重新燃起了对工作的热情。

　　“我发现自己的教学激情一点也没退减，因为一直相信教育本身的力量，也坚信国家一定会再重视教育。”

　　1971年，杨立结婚了。第二年女儿出生，他们搬到输入胡同的一所平房里。

　　拨乱反正后，杨富魁从湖北回到北京，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国家给杨富魁分了一套楼房。他闲暇时，还是喜欢到学校转转，也曾跟经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出国，到西亚参加朝拜。“我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因为此时，教师又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上又开始敬重老师。

　　杨立的工资一下子涨到四十多，没过一年又涨到六十多。“有天听说工资可能涨到一百块，真不敢相信。”

　　后来不但工资涨到一百，学校的教学设施也飞速进步。

　　第一台电脑进学校时，杨立觉得很新奇。“我还记得，那是几台苹果电脑。老师们都围着看，高兴得很。我回到家后，也情不自禁地告诉了妻子和女儿。”

　　孙女继承祖业

　　杨立刚过而立之年，对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生活充满了感恩，对一天比一天更好的教学环境充满了欣喜。他凭着自己十余年的经验，拿出十二分的力气，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在女儿杨海燕的记忆里，刚刚读幼儿园时，父亲总是加班到很晚才接她回家。幼儿园的老师怕她想家，就让她唱歌，自己拉手风琴伴奏。渐渐地，她爱上了音乐。

　　杨立把女儿放到自行车后架上，父女俩开始往输入胡同的家里走。一边走着，杨立爱讲老杨家的过去，告诉女儿爷爷的爷爷是做骡马生意，爷爷的父亲是房屋中介，他们善良而有进取心，同时向往着成为文雅的“先生行列”。所以爷爷杨富魁成为先生后，杨家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属感。

　　“因为我们要向善，要向上，要做文明有礼的人，并且把这样的想法传达给别人。”

　　从不懂事到懂事，杨海燕一直被父亲这样教育着。到她初三毕业时，说自己想去搞音乐。

　　杨立思索片刻告诉女儿，他尊重女儿的意向，但是女儿是否考虑过当老师。“把你所拥有的知识、品德等，一句一句地教给学生，不也很有成就感吗？”

　　正好宣武区的一三四音师班招生，这既符合杨海燕的兴趣爱好，也传承了老杨家的教育情结，杨海燕理所当然地报了这个志愿。

　　为了表达对女儿的支持，第二年，杨立花四千多块给杨海燕买了钢琴。当时还住在输入胡同，杨立在9平方米的房子外给女儿接了一间小屋，但只能放下单人床。

　　杨海燕的钢琴被送到爷爷家。每到傍晚，她放学回来就跑到爷爷家练琴。

　　开始的时候，前来串门的人说“燕子弹得不好听”，年轻的杨海燕听了不免失望。

　　杨富魁却摸摸杨海燕的头，淡淡一笑说“挺好，挺好”。他仍然用这种淡然的表情，表达对孙女当老师的支持。

　　学生遍大街

　　杨海燕也曾动摇过。

　　1990年，杨家分了房子，在陶然亭公园北门附近，是六层板楼的顶层，53平方米。对比输入胡同的9平方米，杨立很知足。

　　这时候下海潮涌起。杨海燕的好几个同事辞了职，下海去经商，也赚到了一笔钱。她看着父母奋斗半辈子，才分得这么一套二手房，心里有些动摇。

　　杨立依然用老杨家的传统说服女儿。“你爷爷在解放前的艰苦时期都坚持下来了，现在老师的境遇那么好，你怎么坚持不了？我们杨家别看重钱，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一个向善、向上的文雅人。”

　　听从了父亲的话，杨海燕的心踏实下来，投入到音乐教学中。

　　她的学生已经不像杨立的学生那般踏实听话。“他们早熟，独立，也有思想。可是不太听话，敢跟老师对着说。”杨海燕会把这些趣事告诉已经不在教育一线的杨立。杨立早就分到区教委，主管教研，但是脱离了学生。

　　前两年，杨海燕讲自己班里一个学生，在美国读了两年书又回来，课堂上很“美式”，想喝水就喝水，想去洗手间就去洗手间。杨海燕告诉他，在中国的课堂上，学生要尊重老师，但那名学生竟然说出“不让喝水，那就不尊重人权”。

　　杨立不敢相信，摘下眼镜一再地问，“真的吗？现在的学生竟有这样的？”他现在已经退休，在人教出版社兼职，做编写语文课本的工作。

　　金庸小说入选语文课本时，杨海燕和父亲谈论过。最后两人的一致观点是，现在的教育，给学生传授的价值观已经多样化。

　　思想偏于保守的杨立，支持在小学语文中多加古文和诗词。“观念现代化，价值多样化，但是好的文化传统不能丢。”

　　现在杨家三代走在大街上，一路总听到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亲切地喊“杨老师”。这是他们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