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三支代表队让学生成为“复合型人才”

　　蒋南翔在提倡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时，总是强调不能把学生都培养成“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为了让学生有特点、有特长，清华通过建立三支代表队，即政治辅导员、科学登山队以及文艺体育代表队，培养学生向着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

　　无线电电子系65届毕业生靳东明虽已年近古稀，但面色红润，笑容可掬。“我可是当过舞蹈队长的人。”最让靳东明自豪的是，念大学的时候他有两个集体，一个是专业学习的班集体，一个是文工团舞蹈队。

　　成立于1958年的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为演出和排练方便，对部分骨干队员实行集中住宿，单独配备辅导员和成立党团组织。直到现在，清华的学生艺术团还延续着这种组织形式。

　　舞蹈队员们每天早上会在宿舍前面的小路上练功，业余时间除了排练，就是开会。全队都集中到一个宿舍，上下床都挤满了人，学习、讨论、辩论，然后听团支部书记总结。当时，作为低班学生的靳东明只是“听会”，看到高班同学一个个作长篇发言，他心里羡慕不已。

　　由于课余时间占用得较多，靳东明宿舍“5字班”的几个人，晚上都会去图书馆自习，直到熄灯才回来。几年下来，文工团集中住宿队员的平均成绩比班上一般同学还要高一些。“舞蹈队的同学大都思想活跃，积极上进。”靳东明回忆说，“当时，水5班的胡锦涛、焊5班的黄辰奎，还有我，都先后在舞蹈队入了党，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终身奋斗目标。”

　　“近朱者赤，在文艺社团这些优秀的同学之间，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合唱队队员、建筑系65届毕业生吴亭莉说，“在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活泼、团结友爱的特殊集体中，日后出现一批在中国的政界、科技界有影响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两个集体”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还是个创举。蒋南翔具有开创性的教育思想不止这一项，还有始于1953年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这也是中国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源起。

　　25名大三学生成为清华历史上首批政治辅导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他们所做的工作被形象地称为“双肩挑”，即一肩挑业务学习，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

　　时任土建系分团委书记的单德启说：“按照蒋南翔校长的要求，我们不能把学生管死、管窄，而是要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宽容的相互关系，学生和辅导员相处时思想都不设防。”

　　在单德启的印象中，建5班有位同学相当关心政治，常常到他的房间看《参考消息》，还会就“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我们搞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不是‘互相对称’”这样的问题和辅导员讨论，敞开心扉，尽管不一定有结论，但是大家都谈得非常开心。

　　方惠坚说：“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的本质是红专结合，政治与业务渗透，业务工作优秀的人懂得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优秀的人又懂得业务，这种‘复合型人才’对人才的培养将如虎添翼。”

　　历史证明了这个观点。

　　从1953年到1966年，清华总共培养了682名政治辅导员。活跃在当今社会政坛上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很多产生在这批清华学子之中。

　　20世纪60年代，蒋南翔要求教务处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学习成绩最优秀、有特长的，通过制订单独的教学计划，配备指导教师，多指定一些参考书，对其课程和毕业设计给予更高的要求。由于是万里挑一，学校里称他们是“万字号”学生。

　　自动控制专业65届毕业生郝惠言就是这样的学生，接受过2年多的“因材施教”。在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上午上完课，郝惠言就去办公室找系主任钟士模，钟教授放弃午休，推迟回家时间，专门辅导他一个人，小至一个在字典上查不到的英语词组，大至一些重要的专业概念。

　　“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得益于学校实施的‘科学登山队’政策。”郝惠言坦言，“开小灶，吃偏食，让我终身受益，在工作中成为国企自主研发的技术革新者，逐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说：“这三支队伍在培养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殊途同归，对推动培育学生的工作和提高学生的培养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宝贵的教育就是课程教材之外“剩下的东西”

　　6年大学生活在人生长路上只是短短一段，但给“5字班”学生带来的影响却是终身的。

　　“学校里的所知所会所能，变成了工作以后取之不尽的‘老本’。”建筑系65届毕业生马国馨后来被评为国家设计大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入学时他却给人以“清高”、不合群的印象，毕业时同学都说他和入学时判若两人。马国馨将成功归功于清华大学的“两个集体”制度：“参加了文工团让我变得‘关心集体’了，学会了团队协作，这在后来的工作中帮我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

　　蒋南翔深刻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创新，历经50多年的历史检验，接受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今天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今天的人们，对改革开放后30年取得的成就，容易取得共识。而对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有一些失误，人们存在一些歧见，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解放后到“文革”前的17年。

　　对此，何东昌感慨地说：“‘文革’前17年，我国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虽然时间不长，也不够完备，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为我国改革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很多是前30年培养的。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础。

　　80岁的老人凌瑞骥现在每天坚持看《参考消息》。前两天，英国《卫报》一篇专家观点称：中国崛起会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对他很有触动。“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要走自己的路。”凌瑞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的干扰下，蒋南翔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道路，造就一代全新的知识分子，体现在‘又红又专’上，现在看，取得了效果。”

　　不光是学生队伍，清华的师资队伍也在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学术地位越高的群体，党员比例越高。院士中85%以上是党员，教授群体的党员比例达到80%。

　　“学生最佩服的教师都是党员，这对于学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方惠坚充满激情地说，“从教师到学生，都在政治上、业务上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形成了优良的风气，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是教育？当你离开学校以后，把老师们的堂堂讲课都忘了，把那些课本教材都忘了，还剩下的东西，那就是教育。”

　　曾担任建5班政治辅导员的单德启经常在想，“剩下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人’的自我成长。”单德启感慨地说，“‘5字班’学生的成长，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可以说是符合这一价值的标本之一。”

　　1987年，蒋南翔在最后一篇关于教育的论著《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中，十分恳切地指出：“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评价教育的成败优劣，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如何。”

　　聚是一团火，撒是满天星，在学校就要把这团火点旺，到社会就要把星星撒满。“我们水5班将近130人，绝大多数人在退休的时候，仍在县水利局、在基层干水利事业。没退休的同学，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大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无愧于学校的培养。”65届清华毕业生、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这样说。

　　正如汪恕诚所说，记者见到的65届毕业生，都已年过花甲，但显得生气勃勃，充满生活激情和工作热情。又红又专、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这些学校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他们宝贵的人生财富，影响着别人，在社会中传递。

　　自5班毕业生、我国著名航天专家吴宏鑫院士说：“有母校给我的正确的人生观、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过硬的本领，我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毕竟，一个民族，需要多一些胸怀大志、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