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入学洗礼”——红专大辩论

　　1959年冬天，一场严肃而带有几分神秘的“红专大辩论”在清华大学开始了。刚入学的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建5班(建筑系)毕业生叶如棠，把这场辩论称为“入学洗礼”。

　　中学时长期当学生干部、在表扬声中长大的叶如棠，进了大学却成为“无职一身轻”的“白丁”，他的心里难免出现思想波动。“那时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在‘红专道路’的选择上作出调整。”叶如棠说，“既然在政治上组织对我有看法，我就在专业上多努力，将来一样能为国家多作贡献，到那时再‘红’也不晚。”

　　叶如棠毫无顾忌地向全班90余名同学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他还叫不出名字。让叶如棠始料不及的是，“辩论”马上一边倒地展开了，他成为“正方”抨击的唯一对象，也成了学校上下闻名的“白专典型”。

　　其实，红专问题的辩论从1958年开始就在全国展开了，缘于毛泽东在1958年初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有一条专讲“又红又专”。

　　“学生的思想很活跃，有‘先专后红’想法的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时任清华自动控制系党总支书记的凌瑞骥，如今已年近80，但回忆当初，他依然记忆深刻。

　　事实上，叶如棠早就忘记了当年“批判”自己时同学都说了什么话。但是，1960年暑假和同学沈三陵之间的一段对话，让叶如棠至今难忘。在十三陵水库军训间隙休息时，时任小队长的沈三陵和叶如棠站在山坡上聊天。叶如棠说起思想认识会有反复，沈三陵看似不经意地随口说：“你可别‘运动’一来，打开思想包袱晒晒太阳，‘运动’一过，就把包袱裹起来，照旧背着走。”

　　“这个比喻真是太深刻、太经典了。”叶如棠感慨地说，“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心灵的天窗，对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叶如棠能感受到，班里所有同学丝毫没有因为他曾是“红专大辩论”的反面典型而对他另眼相待。后来，叶如棠还被全班同学民主推选为班长，在毕业之前又加入了党组织，让叶如棠在离校前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

　　大辩论确实让一批学生进一步树立了奉献祖国的理念。毕业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志愿”成为65届毕业生喊出的口号。绝大多数学生填写的分配志愿都是西部、基层，很少有人选择大城市。尤其是当时遭到大家“批判”的几个“白专典型”都被分配到国家最关键的核心部门。

　　多年学生干部的经历，加上各种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锻炼，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叶如棠具备的这些特点，都在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逐步实现“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方向后，显得弥足珍贵。从北京市建设设计院设计室副主任开始，叶如棠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被连提七级，从副科级到了正部级。

　　当然，像叶如棠这样的提拔还属于特例。但是，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清华1965届毕业生先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背景大致都相同。

　　“现在看来，当时的‘红专辩论’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凌瑞骥感慨地说，“不是‘你压我’、‘我批你’，而是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学习经典、热烈讨论，讨论内容也不仅仅局限在‘红专关系’，涉及到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道路更加清晰。”

　　“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光荣”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新的一届领导集体形成，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当时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9人中，有4人都毕业于清华大学，他们是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和吴官正，其中有三人是在大学时入党。

　　听闻消息，清华大学建筑系65届毕业生陆强脑海中立刻浮现出1965年年初那个下着大雪的午后的情景。

　　当时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陆强作为大学生参加了在河北某村的工作队，而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也在村中“蹲点”，指导工作。他常把来自清华的学生们叫到他那间小屋里聊天，气氛很轻松。

　　陆强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蒋南翔：“身穿一套朴素的深蓝色中山装棉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框的近视眼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除了脸上稍显白净外，就像一个普通干部，一点没有‘大干部’的架子。”

　　那天午后的谈话让陆强印象最深。蒋南翔说：“有一句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还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蒋南翔的话给陆强和他的同学们带来了一种在当时政治氛围中从未有过的感受。离开校长的小屋，走在村里的路上，陆强的脑子中反复回味着校长的话。“当时，普遍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得好听一点，也仅仅允许一部分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进入劳动人民的队伍。”陆强说，“蒋校长却说我们能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我开始感受到蒋校长在清华所倡导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深意。”

　　正是有了这样的教育理念，清华大学培养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科技功臣中，有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

　　刘冰说：“清华在人才培养上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师资、管理，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

　　《蒋南翔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清华在学生中开展“红专关系大辩论”后，当时学校里，有的同学不敢多看业务书，怕被说是走“白专道路”，在图书馆看业务书时，还要把《红旗》杂志盖在上面。有个别班级在辩论中把想当爱因斯坦的同学看成是要走“白专道路”，加以批判。

　　针对这种情况，蒋南翔说：“千万不能这样，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光荣。只红不专或先红后专也不对，学校应该着重反对这种情况。”

　　只要是给学生作报告，蒋南翔总是会反反复复地阐述他对红与专关系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在清华学习的每个学生，对于他关于红专的论述，都耳熟能详。

　　“蒋校长对‘红’的论述是分层次的，并不是一刀切。”电机系65届毕业生王心丰说，“他把思想境界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到大公无私，不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高境界，但特别强调‘为学’先要‘为人’。”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蒋南翔曾形象地举例说：“红和专的关系，就像你从清华西门出发去颐和园，你得经常抬头看看万寿山是否还在前面，这就是你的方向，但你大量时间是走路，应该是花在一步一步走路上。”

　　他的这些比喻，生动具体，几十年以后，人们还在沿用他的比喻。“‘上三层楼’，体现了学校对学生思想政治上既严格要求又区别对待的指导思想，至今还是我们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指针。”曾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方惠坚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