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减负”风潮引发学制改革

　　一方面给学生安排了大量的劳动和各种活动，但另一方面又在高喊“减负”的口号——建国后17年的教育，似乎始终存在这样的矛盾。

　　周全华教授分析了其中的逻辑：当时并没把劳动教育和政治教育看成是负担，两者都不是“减负”的对象，“减负”实际上减的是文化知识教育。但他也认为，17年教育在各时段是不同的，要具体分析。

　　建国初期，社会各界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然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怎样办”等问题，当时并没有现成答案，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只能从实践中求索。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对旧教育的改造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在此基础上，经过“一五”期间的教育实践，中央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思路，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红旗》杂志撰文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然而，教育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多大程度上结合？这些都是需要教育工作者深思而慎行的问题。

　　1958年12月，广西黎塘中学给教育部写信，详述了从开学至年底的4个月中，各方面布置给学校的劳动任务：办工厂若干天，大炼钢铁“苦战了十七昼夜”，搬运木材4天，采树种4天，做棉衣一周，种400亩亚麻“苦战5天”，水利积肥20天……到了1959年，甚至有学校“开学两个月，劳动41天”。

　　对教育方针的盲目执行造成了学生负担过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难以得到保证。周全华教授说：“1958年的大规模的教劳结合实验，由于客观上缺乏结合点，主观上又未意识到结合点的至关重要，所以大都未能真正做到教劳结合，而只是教劳分立，后来发展到教劳冲突、劳冲击教。”

　　1960年4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标志学制改革开场白的文稿。

　　陆定一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在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准备以十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改革。”

　　伴随这次改革，新中国的教育进入整顿期，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有所缓解。然而，到了60年代初期，在高等教育供需关系失衡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再次凸显。

　　建国后，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大中小学教育呈现“高低两头扩张、中间发展不快”的不平衡态势。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而中等教育发展较慢。据统计，在50年代的10年中，有6年大学招生数超过高中毕业生数，高考升学竞争不突出。但是随着大跃进受挫，经济规模和教育规模都急剧下降，大学招生数急剧压缩，从1960年招生32.3万人降至1964年的14.7万人。而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大大超过高校招生人数。

　　“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突出，考大学成了考‘皇粮’、考‘铁饭碗’、考城市户口、考‘农转非’。这就导致了高中教学在学生、家长、学校、教育行政及社会的全方位的压力之下，在社会传统价值的压力之下，产生了对教学量层层加码的追求。”周全华说。

　　1963年1月，教育部在《关于当前中学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在1964年的“二月来信”和“春节座谈会”的推动下，给学生“减负”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教师的共识。

　　为了给“减负”寻求制度性保障，中央对于如何减轻学生负担的讨论开始转向学制改革，其中学制年限、课程设置和考评方法成为关注的焦点。

　　1964年2月，中央成立学制问题研究小组。不到半年，学制问题研究小组草拟了《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全日制学校，小学基本学制为五年，不分段；中学基本学制为四年，不分段；设立高等教育预科教育，作为四年制中等教育同高等教育的衔接和过渡”。

　　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在于课程门类多，课外作业多，测验考试多。在这份报告上，中央批示：“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问题，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要防止重新发生开会过多、劳动过多，不安排应有的课外作业，不督促学生勤奋学习等另一方面的偏向”。

　　同年7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适当减少课程门类，适当减少每周上课总时数，教材作必要的小修改，一般不降低程度，只精简理论要求过高的、繁琐的内容”。这些规定正是对1963年颁布的“新十二年制大纲”的调整。

　　相对于以往的学制改革，这次改革强调启发式、少而精的讲授法，反对繁琐哲学，进而扩大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删繁就简。但由于缺乏充分论证、长期试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改革方案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周全华认为，1964年的学制改革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把考试问题上升为“资产阶级文化专政”，导致广大教师和教育领导机关的思想混乱。教学改革推动着学校向着“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形势发展，而又恰恰是“文化革命”终结了这一次被视为是“改良主义的教学改革”。

　　超前而又正确的预言

　　“早上5点40分起床，6点10分到校，晚上9点50分放学，11点睡觉，中间时间也都在学校，只有周日下午休息两个小时洗澡”。

　　40多年之后的2009年1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减负”成为最受关注、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一位初三学生在网上贴出了自己一天的时间表。

　　“当年所提的‘减负’口号是超前而又正确的预言。”周全华认为，“文革”前17年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成形期，恢复高考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期。现代教育在以固有的优势发展的同时，一些弊端也在同步“发展”，如重点学校制度、片面追求升学率、“填鸭式”教育等。

　　这些问题累积叠加，就造成了学生课业负担重，身心发展受到压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始终存在，以至于“减负”多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进而也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自觉追求。

　　1983年1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提出“要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要保证学生的睡眠、休息和课外体育、文娱、科技活动时间”，“不要频繁地进行考试”等要求。

　　1988年5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要端正办学思想、减少考试、减少课外作业、保证学生的睡眠、休息和课外体育、文娱、科技活动的时间等。

　　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提出，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还有一些学校和地方，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学校的设施建设抓得比较紧，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纪律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外活动的情况，抓得比较松……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4年6月，教育部提出新形势下“减负”的“五坚持、五不准”，即：“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评价观，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小学、中学招生举行选拔考试；坚持认真执行国家课程计划，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坚持全面评价学生的发展，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时隔半个世纪，给学生“减负”依然是中国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年的“减负”实践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1979年，邓小平在文代会所作的报告中纠正了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为“文革”后教育的拨乱反正及至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思路。

　　“60年代初的教育调整和拨乱反正中的教育调整，都是以‘违背教育规律’为理论武器来批判极左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实际上仍是两个价值之争：一方是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即为极左政治服务的功能，一方是强调教育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即以人为本。”周全华说。

　　“教育和文学艺术一样，除了政治功能，还有自身的独立功能和独立的价值目标，这可以总括为‘以人为本’。”周全华认为，体现在教育价值上，就是开发被教育者的潜能，使之成为能自立于社会的人，如果忽视这一功能就会导致教育的异化。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1917年，当毛泽东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时，就撰文批评当时的教育：“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1921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又历数课程过繁的坏处：“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建国后，他又多次强调“减少门数，减少分量，为的是全面发展”。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俞家庆认为，毛泽东“减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其科学内核包括精简课程设置和教材，反对注入式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教学方法；改革考试和评价方法等，这对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长期积淀的与学生课业负担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简单地使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并不能解决问题。”俞家庆建议，对“减负”问题应该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开展扎扎实实的教育试验，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推广应用。

　　“‘减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转变只重视少数尖子学生、轻视大多数学生，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和人格发展的教学观，树立全面的知识学习、能力提高与人格完善相统一的教学观，形成新的教育价值观、质量观和人才观，为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俞家庆说。（记者 张以瑾 实习生 范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