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场由政府社会精英共同发起的教育平权运动，使强势群体为弱者做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并为未来的美国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南方周末实习生 沈茜蓉

　　在纪录片《等待超人》中，来自美国洛杉矶市的西班牙裔小女孩黛西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她梦想成为一个兽医，这个梦想要从学好8年级的数学开始——然而在她所在社区的史蒂文森初中，只有13%的毕业生数学是合格的；而在史蒂文森的直升高中罗斯福中学，只有3%的毕业生成绩可以达到申请四年制大学的最低标准，57%的学生甚至无法毕业。

　　类似的命运不只降临到黛西一个人身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拜耳凡斯将像罗斯福中学这样，有40%以上学生不能按时毕业的高中称为“辍学工厂”，这样的“工厂”在全美有2000所以上。

　　你所在的地区有100所公立中学，却只有1所“明星学校”。假如你不在那个社区，父母又没钱送你去私立学校，就只好困在自己社区的中学里。在这里，要与那些家庭背景良好、享受优越教育资源的白人孩子公平竞争上大学，几乎难于上青天——这就是美国“穷二代”被复制的逻辑，与世界任何地方并无二致。

　　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教育平权运动，正在使强势群体自觉地为弱势群体做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并为美国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让落后者先起跑

　　刚刚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时常提起他的早年经历——1968年，他从西雅图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考进了耶鲁大学。对他而言，这个转折有改变命运的意义——他出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50年代，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却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骆家辉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好运降临在他要考大学的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骆家辉进入了耶鲁大学。

　　这样的“优先照顾”，甚至让白人学生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1972年，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拒绝的白人学生艾伦·贝基发现在医学院当年录取的16个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医学院必备标准考试）成绩远远不如自己。他一怒把加州大学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判定加州大学必须录取贝基，却认为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更是在意见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要弥合这种差别，强势群体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给弱势群体，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落后者先起跑。

　　这个法案在而后的30年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1965－1995年间，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比例从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到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已经只略低于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