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哈佛大学第二十一任校长艾略特上任伊始，当一位教授质问“为什么要进行变革”时，艾略特坚定地说“因为你们有了一位新校长”。在艾略特任职期间，哈佛大学推行课程选修制改革，实现了从传统宗教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变。这个例子阐释的是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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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公选现场。

　　之所以重提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们要关注一下正在进行中的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长公选，这是我国第二次在部属院校内大范围公选，也是公选过程第一次对媒体开放。记者全程跟踪，发现以大学校长公选为标志，我国大学校长从“职务”到“职业”，已迈出可喜一步。

　　逐渐淡化大学校长学术研究职能

　　公选，撕开一道口子

　　翻阅有关大学去行政化以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批评的目光往往聚焦在大学校长的选拔制度上，批评现行的选拔任用制度是对政府官员选拔制度的简单复制与套用，漠视大学的本质属性，忽视对校长治学理念、管理思路等必备素质的考量。还有部分学者直言，这种方式是造成大学校长仅对上级领导负责，而非对学校教职员工与广大学生负责，以及教育家难以产生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大学校长，即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所称的“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和双肩挑的校长”。“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是特定国际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双肩挑的校长”是指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一大批包括院士在内的具有高深学术造诣的大学教授走上了校长领导岗位，他们从事着自己的专业研究，同时又承担着繁重的高校管理工作。

　　有专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表明，“双肩挑的校长”学术造诣深厚，对大学理念和高等教育规律有着很深的理解，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双肩挑”的角色对于这些校长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很难实现自身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最优化。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汤建指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校的公共服务功能的逐步扩大，所面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大学校长在协调好学校内部管理的同时，还需妥善处理诸如与政府、企业、社区、校友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双肩挑的校长”所处的管理压力日趋增大。

　　逐渐淡化大学校长的学术研究职能，将其定位为“校长专家”而不是“专家校长”，促使其将主要精力投入大学管理已经成为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

　　改革遴选标准与机制

　　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

　　“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敏锐的统筹规划能力、全面的校情洞察能力、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开放的国际视野、适应学校阶段性使命的个性特质”，这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与北京师范大学周海涛教授归纳指出的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

　　先不说本次遴选出的3位大学校长是否完全符合以上标准，记者单从校长公选过程中，就可以看出选拔的程序设计已在努力考验候选人的相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