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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武昌珞珈山。当年10月31日,学校举行了18周年校庆,时任代理校长刘秉麟在校庆大会的报告中称:
我们知道武大历史很短,合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与武昌中山大学而言,才比较长些,所以实际今天武大本身的历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好像一个小兄弟,但我们秉着当仁不让之精神,至少要起而与老大哥似的北大,清华,…诸校相抗衡,完成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十余年来,经各先生之决心及各方面之热情与同学们之努力,尚能名实相符,蔚为国用……
此次讲话,又是对国立武汉大学“前身”与“本身”历史的一次较为清晰的界定。不过,有意思的是,根据1946年12月4日的《武汉日报》记载,刘秉麟又在武大的“新生训练周”上发表讲话称:
武大的前身最早为湖北方言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在民国十七年十月卅一日,始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迄今已有十八周年的校史……
前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刘秉麟对武汉大学最早前身的认定,便出现了如此的不一致。由此可见,他对学校校史的认识,实际上还是模糊不定的。然而,这种“模糊”,仅仅只是体现在对武汉大学的“前身”究竟是方言学堂还是武昌高师的认定上,与之相反,刘秉麟对学校“本身的历史”的认定,始终都是无比明确和清晰的——即本校校史始自1928年。
与刘秉麟相比,国立武汉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周鲠生,对于校史的认知倒是与学校校友会章程中的“说明”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48年10月31日,周鲠生在国立武汉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本校举行二十周年校庆,其实要从本校前身,武昌高师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便是对学校“前身”与“本身”历史起始点的又一次清晰界定。
综上所述,在整个国立武汉大学期间,学校虽始终将1928年定为建校年代,并以此来计算校庆年份,但在另一方面,亦从建校伊始便将武昌高师认作自己的历史前身,而且越到后期,便越是意识到武昌高师与本校在组织建置及办学传统与校风等方面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只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已有个别武大师生有意或无意地冒出了一丝将方言学堂也纳入本校历史沿革的苗头,对本校“前身”的界定显得有些模糊不明,这就为武汉大学日后将校史进一步上延埋下了伏笔,甚至进而提供了间接的第二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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