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清华栋梁撑危局

　　在一年一度选派留学生出国的同时，游美肄业馆也在紧张筹建中：接收清华园，在游美肄业馆馆址上整修工字厅衙门，兴建清华学堂楼、校门、讲堂、斋舍、医院、教职员住宅，聘请中外籍教师30余人，招收包括次年出国的第三批庚款生在内的460余名学生。

　　1911年3月底，游美肄业馆定名清华学堂，于开学典礼之日宣告清华学堂成立。作为游美学务处会办兼清华学堂副监督的唐国安没能出席，因为唐国安还身兼外务部英文秘书，刚随外务部出访欧美回国，又受命出席1910年10月10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人道大会”，并作“中国禁缠足运动”的演讲。接着，他又被清政府指派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万国禁烟会中国代表团代表。唐国安委派一位驻美使馆官员参加，并代他宣读书面发言。开学典礼上，唐国安被选为清华学堂名誉副会长和通讯委员。

　　周自齐和唐国安一回到清华学堂，就对开学之初的无序现象进行整治，聘张伯苓为教务长，实行“中五、高三制”，并且招收了第一届100名新生入学。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18日开始南北议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溥仪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3月13日唐绍仪奉命组阁。这一系列重大变局，对新生的清华学堂冲击极大。袁世凯把办学经费挪作军饷，致使学堂“断炊”，一些不法分子企图浑水摸鱼，煽动民众，叫嚣洗劫清华园。11月7日，清华学堂宣布关闭。失望的学生纷纷离校。学堂管理层纷纷离职，弃教入仕，清华学堂只剩下唐国安独撑危局。为了不让清华学堂解散，唐国安购进枪支装备，将校卫队人员由12名扩充至24名，日夜巡逻。为了早日复校，唐国安一抓改革，力促外交部、教育部“撤裁学务处，归并学堂”，确立清华学堂统一的管理体制；二抓教学，选定外交部留学美国的文学硕士周诒春任教务长；三抓经费，为维持复校所需经费和选派留学生出国学费，唐国安一边向华比银行、华俄银行和卡利基基金借贷，一边加紧向财政部催要所欠20余万两欠款。

　　1912年5月1日，以唐国安为学堂监督的清华学堂在关闭5个月后终于复校。为适应民国教育体制，同年10月，唐国安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成为首任校长。唐国安确立的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清华学堂章程，对以后清华办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块大匾“寿与国同”和“人文日新”高悬于清华礼堂楼后壁墙上，传达着清华人创业维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与礼堂前台墙上悬挂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遥相辉映，彰显着熠熠生辉的清华精神。

　　唐国安慎重对待教师选聘，尤其在聘请外国教师时，注重品学兼优标准。

　　唐国安创办清华学校医院，聘请美国医生为学生定期检查身体、保健和治病。

　　唐国安重视体育，成立体育部，聘请美国体育教师教学生锻炼身体。虽然他自己身体不好，还坚持参加学生的体育活动，亲自向学生示范体育动作。1913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首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中国出战的是清华学校代表队，由唐国安率团出征，唐国安成为近代中国率团参加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第一人。

　　清华复校后，最大的难题莫过于筹措经费和扩大办学用地。为继续维持留美教育的庚款经费，唐国安四处奔走，终于使清华学校的生存有了起码的经费保障。唐国安积极扩大校园面积，一举将清华园西侧近春园(废园)和畅春园东南隅(今西院)纳入学校的范围，使校园面积由最初450亩增至1200亩，并计划兴建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和大礼堂，即后来著名的“四大建筑”。

　　为了提高学校影响力，他与周诒春副校长联名上书，将校长任命由“委任”升为“荐任”。

　　1913年夏，清华学校培养的第一届(1912级)毕业生16名学生毕业。在7月1日举行的毕业仪式上，唐国安邀请到当时的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面颁训辞”。首届清华学子中有后来成为“化工巨子”的侯德榜，有南京中山陵的设计师吕彦直、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著名植物病虫害专家戴芳澜、著名建筑师关颂声、逻辑学家金岳霖、文学家吴宓、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