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锅与一人

　　无论是竹竿或木桶，都要从基础做起。1994年，法律学系开始筹建，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担任筹建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法律系连间办公室都没有，教工“差不多只有两三个人”。

　　这种尴尬放大到全国也是如此。“文革”期间，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基本上停办，只保留了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法律（学）系。及至改革开放后，国家急需专业的法律人才，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颁布，进一步刺激了法学教育办学规模。

　　清华法律系正是为了适应国家“依法治国”的需要而重建。为了尽快招揽人才，当时的法律系书记李树勤还总结了三种“请人”技巧：要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要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劲头，要有孔明七擒孟获的胸怀。

　　胡显章又追加了一条，那就是要有“程门立雪”的精神。这是他在1996年邀请民法学教授马俊驹加盟清华的感受。当时，这位民法学家刚刚调入中国政法大学，还住在位于昌平校区的宾馆里。

　　在法律系领导第一次邀请他未果后，胡显章亲自出面。那天，一行人在宾馆外面等了大概两个多小时，胡显章开玩笑说，这是所谓“程门立雪”。不过，这次马俊驹还是拒绝了清华的邀请。

　　最终，胡显章找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开口就说：“当年我们一锅端给了你们，今天我们只要你们一个人。”当马俊驹最终加入清华时，他幽默地说：“你们就差绑架我了。”

　　这种诚意感动了很多人。曾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东，至今还记得，自己和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吃饭时，这位校长当场背诵出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刘东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副院长。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复印纸，上面写的正是这句话。

　　尹鸿也记得，最初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时，学校非常重视，在学院的名称和架构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为此，清华专门派了一个考察组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考察，考察组回来后，还专门写了份很长的报告，其中提到国外一流新闻学院如何架构，名称定为新闻系、传播系或者传媒系的各有多少。最终，清华确定下来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名称，在学院的架构上则主要借鉴哥伦比亚大学。

　　校训与院训

　　从外面借鉴，让清华文科的发展受益匪浅。同时今天的清华文科，也极看重与历史血脉的连通。陈来说，自己虽然是加入清华行列的新人，却是回到了精神的家园，是对学术之根的回归。“对于我以及很多北大的文科老师，清华传统是我们学术精神的家园，我们身上有很多来自清华传统的东西。”他说。

　　他记得，自己1990年时一度有意到清华教书。当他询问老师张岱年时，对方几乎是满口的支持：“去清华也挺好，你还可以在北大兼课。”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张岱年逝世后，将藏书捐赠给了清华大学。

　　在刘东看来，历史的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他说，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前辈学人以其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

　　这一渊源，虽然多年前在清华中断，但并不意味着香火的熄灭。刘东援引了梁启超当年为清华所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联系到国学大师饶宗颐为新近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书写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院训。“这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他说，“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包括胡显章，每当在工作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立感”时，就常以“应当给清华的发展历史以交待”来给自己打气。这位清华精密仪器系的毕业生，开始研究起清华的历史尤其是文科的历史。

　　已故的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很早就开始整理、总结清华传统和精神，梳理清华人文学科的历史和使命。在这位清华文科复建的开拓者之一看来，精神层面老清华的文化特质，不仅体现在中西文化的会通，也体现在古今、文理的会通。

　　自称在北大读书期间很少来清华的陈来，也开始研究清华国学院的历史。他注意到1926年清华毕业生献给母校的“人文日新”一词。这四个字来自《周易·彖传》的“观乎人文”和《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这位著名的哲学史学家忍不住说：“今天我们怎么来诠释这一广义的‘人文日新’呢？我以为，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发展和不断提升。”

　　他进一步将这句话与清华百年的发展联系起来：“科学精神在清华已经牢固树立，发展卓越，而在清华迈向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更重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平衡发展，使得清华‘人文日新’的面貌在世人的心目中更加清晰！”

　　百年归去来兮

　　如今，尹鸿在清华园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误认为“船舶系”教授了。甚至于，在校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时，他和那些经常在媒体上就社会问题和现象发言的老师，都会被医生们认出来。尹鸿所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已跻身国内同类院系前五名。

　　坐在清华大学丙所里，李强则笑眯眯地谈起自己的跨学科研究。在1949年之前，这里是学校教务长的住所，旁边是校长所住的甲所和秘书长所住的乙所。他曾经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教授共同进行了“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改造工程”。下一步，他还计划和经管学院进行合作。

　　他所领导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专业涉及到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全部文科学科门类，共有8系、4所、3中心和29个机构，共有博士生导师87人、硕士生导师150人左右，业已跻身学界前列。

　　根据《科学技术管理》发布的中国大学2010年评估材料，清华文科已升至第6位。在英国UK-QS国际学科评估中，清华的社会科学2009年位居43位，艺术与人文科学名列53位。

　　从学校的整体格局来看，清华文科的建设与清华本身的发展早已紧密相连，按照前校长王大中的说法，即“没有一流的人文科学，就没有一流的大学”。

　　2000年，清华文科的日常管理机构“文科建设处”成立，引进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规划处处长任首任文科处处长。2006年，《清华大学“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其中提出要“稳定持续地支持文科建设”。两年后，校长顾秉林强调，文科建设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这些看得见的数据，文科对清华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滋养。“文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文科本身会发酵。”刘东说，“更何况文科更是目的，而理科才是工具，因为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教人，否则你教育得再好，他也可能替萨达姆服务。”

　　“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才算成功了？”刘东不禁畅想说，“就是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过来，你看他的面容和举手投足，有种君子之风，如果清华走出来的同学既有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又有国学的气质和底蕴，那么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今后中国有价值的建设者。”

　　这当然也是百年来清华培养人才的目的。1911年成立之初的留美预备学校，那批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年轻留学生中，有闻一多、罗隆基和萨本栋等人。1925年成立大学部，1928年变为国立清华大学，北伐战争中、学生运动中，都有清华爱国青年的身影。后来以“科学救国”而著称的清华物理系，则培养出了王淦昌、钱三强、赵九章等“两弹一星”功勋者。

　　及至1952年院系调整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提出了培养“红色工程师”的说法。蒋校长不只希望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希望“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播种者”。

　　多年后，当这所大学恢复文科时，首先考虑的依然是“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正如王大中所说的那样，清华要突破以往主要参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因为清华在中国的地位以及国家对清华的期望，“远比MIT之于美国要高”。

　　那些当年离开的文科教授们，很难想到自己还会有回来的一天。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大会上，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宣布，将父亲的两万余册藏书捐给这个新学院。陈岱孙被聘为经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据说这位一代经济学宗师在弥留之际，突然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对于这些故人来说，最难忘的建筑之一可能是清华学堂。这座始建于1909年的小楼，早在清华之始就投入使用。她曾经被用作学生宿舍，也曾是学校领导的办公场所。最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925年，这一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考古学家李济、文学教授吴宓开始在此教书。

　　如今，这座两层小楼的远处，有一栋红色的三层小楼。这个名叫“立斋”的建筑物，是如今清华国学院的办公所在地。就在它们之间，有久负盛名的大礼堂。在这座始建于1917年的建筑里，即将留美的孩童们憧憬着大洋彼岸的美丽新世界，爱国青年们讨论过“一二·九”运动是否该上街游行，来访的外国总统站在讲台上进行过演讲。

　　无论如何，有一样东西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礼堂内穹顶上的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人文日新”四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