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复建

　　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科学者离开清华的心情，正如无法准确评估这一调整对清华乃至对中国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清华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来还是非常痛心。”她说，曾在这里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的父亲，把清华当作“安身立命之处”。

　　时至今日，冯友兰的弟子陈来还记得，这位著名哲学家在晚年对自己说过，“在清华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听这话时，陈来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作为北京大学1976年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和第一届博士生，他也是国学大师张岱年的大弟子。巧合的是，张岱年也是在院系调整期间，由清华调入北大的。

　　出于这种渊源，2009年陈来应邀担任复建的清华国学院院长时，他用“反哺”来形容自己的任职：“我本来就是清华血统里成长起来的。”

　　类似“反哺”故事在清华文科的复建中屡见不鲜。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这位曾经在清华国学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学者，针对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只有文理两科，不能适应学科交叉发展的情况，建议具有良好文理传统和工科基础的清华大学建设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

　　这封信无疑成为清华文科复建的节点之一。陈云将此信转给清华，清华党委于1983年3月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表示“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有利的”。

　　事实上，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各个层面都认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当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还说，“解放以来我们工作的失误主要是社会科学方向的失误造成的”。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正是这一年，在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的陈来，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

　　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该报同时配发评论《干部队伍结构发展与发展大学文科》。

　　这篇文章道出了清华文科复建的初衷。和多年前院系调整的目的一样，此举是为了“密切结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作为一所向来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大学，清华决定不只培养“又红又专”的水利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还要培养“具有一定理工科专业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

　　1983年，清华大学以《关于清华大学建设文科的全面报告》的形式向教育部党组做了正式汇报。其中这样描述增设文科的意义：“有利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别具意义。1984年，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了这个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表示：“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竹竿与木桶

　　同样是这一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出版，《百年孤独》也被引进出版……“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是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位经济管理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回忆说。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将自己定位为“以工科为主，理、文、管理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文科，回归加速。

　　如今已退休的胡显章，依然能够准确地说出各个文科院系成立的时间表：1978年成立马列主义教研组，1979年成立文史教研组、教育研究室和经济管理系，1983年复建外文系，1984年成立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学院，1993年成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1999年复建法学院，同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0年成立公共管理学院，2002年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一连串的时间背后，是一连串著名学者的名单：哲学系主任是著名哲学教授万俊人，历史系有著名经济史学者李伯重、著名学者秦晖和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此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有国情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胡鞍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是《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范敬宜，美术学院更是有著名画家张仃、吴冠中等一批名家……

　　对这种名家齐聚的局面，王振民深有感触。他说，今日清华法学院同老法学院相比，同样“群星璀璨”：除了商法学教授王保树、法理学教授许章润等，还有一位冠名法学讲席教授——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

　　这样的局面凝聚着许多文科复建者的心血。胡显章回忆，自己在1996年参加了全国文科大学校长会议，发现文科不受重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位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坦言，文科发展排不上队，还有校领导说，“你们文科不就是研究研究《红楼梦》怎么回事吗？”

　　在颇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情结”的清华也是如此。据说，在学校领导的班子会议上，还有人提出：“你们文科不就是出几本书吗？搞那么多的系、所、中心干吗？”

　　1985年，清华首次提出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3年后，清华大学文科工作委员会成立。1998年，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表示：“按综合性的模式进行学科调整和建设，在发挥工科优势的同时，改变单纯为加强工科而建设理科、经管等学科的‘小综合’的狭隘观念，逐步树立起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综合’观念，使理科、经管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主流方向上有不同程度的建树。”

　　然而有一种论调在校内流行起来：清华成为世界一流不是靠文科，理由是建世界一流如同从高树上打枣，取决于最长的竹竿，这只能靠理工科。

　　对此，胡显章提出了“木桶理论”，即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整个综合性发展是制约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这就是所谓的木桶与竹竿之争。后来经过交流，大家终于达成共识，那就是“木桶”、“竹竿”都要，而且文科也应出长竹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