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趋势

　　目前的现状是，国内很多大学的校长从杰出的学术带头人中选拔，甚至有“校长院士化”的倾向。院士当上校长后，往往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管理上，而是放在了实验室里。无形中，还会将学术资源更多地向自己的领域倾斜，无法做到管理上的公平。

　　“究其根源，是我国尚未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同时也缺乏对大学校长履行职务的有效保障制度。”徐显明说，大学校长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无法与党政领导干部相比；在薪金上的保障，又无法与企业家相比，中国大学校长的岗位，基本是个“奉献”岗位。因此，相当一部分校长感觉校长岗位是无法让自己终身引为自豪的，而唯有保持学术的不间断，才可在不任校长后仍有立身之本。这就是中国大学校长无法在校长的岗位上专心致志做管理，难以成为职业教育家的制度原因。因为，与大学管理相比，他们觉得在实验室里取得的成就更加荣耀。

　　有专家指出，高校官学不分的根源在于体制不健全，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并不能解决高校行政化带来的所有问题。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认为，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要使教授治学的权力落到实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校长在不在学术委员会里，机制不健全，校长不在学术委员会里也一样会干预学术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我认为，现在很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一年也开不了几次会，而且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及行政领导的要求下才开会，并不是作为学校独立的决策机构在履行权力。”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同时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普遍现象。徐显明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导致“官学不分”的原因之一。目前，大学校长常常从学术精英中选拔，这里面有些人适合当校长，有些人未必就适合。他认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推行职业大学校长制度，校长要和学术研究划清界限，不然，不仅干不好校长，更做不好研究。

　　熊丙奇认为，校长搞学术研究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可能会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课题，或者是为自己的课题组捞课题。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在担任校长之前，学术成果很少；担任校长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增多。这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是高校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校长职业化是趋势，大学校长包括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

　　徐显明认为，目前我国大学尚未建立职务保障制度，很多人在做了大学校长后，还不愿意放弃某研究所所长或者某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职位，就是为了保障不当大学校长后仍然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他认为，应该建立完整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履行职务时及离开职务后的制度保障，让大学校长以管理、经营、服务大学作为自己的最高事业。（记者 赵秋丽 特约记者 李志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