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问 “代价太大” 出路在哪？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来京高校旁听需理性考虑。

　　离家时，范国梁跟妻儿未说明来京当旁听生，“如今家乡媒体报道我了，妻子肯定知道了，可她没问，我也不说。”

　　虽然觉得并非长久之计，他还是决定“先拖着吧”。

　　但出路又在哪里？

　　无论已旁听15年的柳哲，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思考和选择。

　　王小兵通过旁听和复习，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他说，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但代价太大了，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

　　得知王小兵的经历，常俊曙很兴奋，“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搞学术。”

　　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专业课全都及格了，但38分的英语成绩拖了后腿。“如果这次还没考上，就再考一年。”

　　穿梭于北大、清华、人大、航天航空大学，施经军度过了4年。

　　已有文章见诸报纸的副刊，他觉得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近了，“我喜欢读《白鹿原》，我想写一部这样的著作，但我现在水平还不够，还得继续读书、努力。”

　　余云开正在修改的一部书稿，12万字。此前寄给了多家出版社，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给了他回复，说稿子需要改。余云开现在间或去旁听，也辞去兼职工作，专心改稿。

　　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原则上，在北大旁听需要按照课程学分办理旁听证，但不少旁听人员不愿花钱办证，实际旁听生数量尚无统计数字。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可自学，可上网听远程教学，尤其是自身基础、经济条件和适应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要从自身条件考虑，否则生活压力大，旁听的负担太重。同时，旁听生们的水平参差不齐，选择的课程也只能是在自己知识领域内能够听得懂的课，住宿也都在校外，不像本校学生那样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旁听生身份的特殊性，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记者 安颖 吴江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