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甚至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根据权威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已在世界排名第一。

　　“早在2008年，我国教育部门就宣布，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根据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19万人，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有4.87万人，“很显然，教育部门对这一教育成就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成绩，有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说，这样的速度“太快了”。

　　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正式实施。条例第三条明文规定：“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3年后的5月27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中国的第一批18名博士问世。

　　此后，直到1992年，我国博士培养工作一直处于起步阶段。1992年至1997年5年间，博士数量一直呈现平稳增长趋势。

　　但从1998年开始，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就以每年23%的比例递增。

　　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却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名博士生。由于导师指导人数过多，与博士生交流不够，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每月平均交流3次以上(不含3次)的为50%，月均集体活动的次数超过2次的不到40%。

　　在这种状态下，博士培养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调查结果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数据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一博士生产地’，‘产品’质量很成问题。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个‘第一博士生产地’是怎样炼成的？”熊丙奇说，“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能对博士教育的发展产生多大触动，即便有，也是‘反触动’。据我所知，还有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博士教育发展速度不够快、不够大胆，以上的调查，正可为进一步快速发展博士教育，提供‘经验’”。

　　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通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博士制度的异化路径。

　　调查将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第二阶段，1950年至1966年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第三阶段，1977年以后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在历史地梳理了中国博士发展制度之后，调查认为，“中国现行的博士培养制度是引进的、外在的制度，并不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所以不十分适合中国，目前来说是一种有问题的制度”。

　　而在调查中所指出的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外来与传统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但是国外的导师制引进之后，由于中国的博士生导师手中握有大量的资源和利益，因此，逐步衍化为目前中国的“老板制”。

　　据了解，“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学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