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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学术不端问题,人们议论了很多,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我们至今对于这样的事仍然没有一个积极彻底的解决办法,为什么?怎么办?
瞿振元:不论是对无知的人,还是对故意违背道德或法律底线的人首先要进行的是诚信教育。诚信是学术的生命,如果谁违反了,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在国外,学者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就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止。对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大家都很熟悉,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造假使得他名声扫地,而此前他曾经被捧为韩国的民族英雄。我到过他出事后的实验室,他们在克隆狗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在事件发生后,他也离开了这个实验室,但即便这样,所有出自这个实验室的成果或发表的学术文章,外界要求他们必须接受原始数据的审核,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造过假!就是因为他们丢失了诚信!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记者:透过这些事件,我们应当反思什么?
瞿振元:的确,我们可以强化学术成果审核的技术手段,如查新、查重等,对于论文的真伪作出判断。但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我还想说的是,大学的管理者在学术问题上要更加谨慎,更加自律。大学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是学校管理。即使学术水平很高的学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管理工作的繁忙,不可避免地对于专深学问知道得越来越少,甚至越来越远离学术,所以在学术圈说话就要格外小心。有大学行政职位的人从事学术工作更要强调严格的自律,因为这不仅关系个人的声誉,更关系学校的声誉。大学校长要延续学术生命,不仅要处理好管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更要在学风建设上做好表率。不可否认,不少学界中人之所以要做行政领导人,是因为担任行政职务有利于个人学术权力的整合,说白了就是因为公共资源的配置是由行政解决和重组的,这与社会管理如出一辙,但对于这种问题的监管又很难。因此,我们应当有更好的制度设计,不恰当的制度设计,会逼良为娼。
记者:对于学术不端的人该不该惩罚?怎么惩罚?
瞿振元:当学术不端的成本不高,所得利益大于获罪,就会有人冒险一拼。如果像国外那样实行因医疗事故而吊销医生执照等类似的制裁,学者们还会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吗?肯定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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