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教育发展的动力和受教育者的权利 　　

　　这样一来，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与教育的自主化、平等化、开放化和规范化之间，就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当然，按初衷，多元办学体制的建立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紧缺的问题，并不是要引进诸如教育自主化和开放化等因素。它所要达到的教育平等化和规范化，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权利平等和依法治教也有相当的距离。但现在如果仍只是从经费角度考虑办学体制多元化问题而忽视教育发展的动力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确实已经是远远不够了。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存在前面所说的各种现实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正欣欣向荣。我们不是要否定多元办学体制的现实成就，但教育发展的动力问题与受教育者的权利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去面对。 　　

　　要实现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与教育的自主化、平等化、开放化和规范化之间的联合，真正解决教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受教育者的权利问题，在教育中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就应该成为解决我国多元办学引发的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基于等级区分和条块分割的多元办学体制，打破公私立学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促进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而确保国民教育权(不但包括受教育权，而且包括教育自主权)，真正满足公民的教育需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 　　

　　3.丰富对教育公益性的理解 　　

　　产生以上这些问题，关键是在对教育性质尤其是教育公益性的理解上未能取得突破。它虽然认可教育的市场供给方式，但限制社会资本的自由进出；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追求教育平等，却限制而不是鼓励公民个人的自主教育消费。 　　

　　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政府机构直接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导致了教育的短缺和低效，尤其是导致了优质特色教育的短缺和低效；为了教育发展而容忍教育中的地下产业导致教育中出现了“钱权交易”和“权力寻租”倾向；由于将教育选择导致的个人受教育状况的分化看成是对教育公益性的侵犯，这种对教育结果平等的强调在实践中导致了对公民个人教育选择权的限制：不但限制那种基于个性的分化，而且限制个人自主的教育消费总量。 　　

　　其间的错误，在于无视教育公益性的内容和实现形式在新形势下所发生的积极变化，继续以隐晦的方式将教育事业等同于全民的福利事业，否认教育中的国家责任的有限性，同时对民间自发力量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的成效的信心严重不足。 　　

　　事实上，公益性作为教育的主要属性，其最重要的内容就在于为公民提供(不一定是直接生产)基本的教育服务，并确保公民个人客观上利国利他的教育行为得到与之相称的激励、补偿或扶持。由于政府的财政能力特别是责任范围，作为政治性公益事业的公共教育必然是有限的，政府在教育问题上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 　　

　　与教育的公益性互为补充的是教育的“私益性”。所谓教育的“私益性”主要包括：教育具有个人效益；教育是一种可以经由个人自主选择，因而也就是一种可以由个人自我负责的事务；个人可以追加教育投资等。认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既涉及个人可以享受的教育范围，也涉及个人享受教育的方式。 　　

　　4.以市场的思路克服多元办学的制度缺陷 　　

　　既然个人在自我的教育问题上应当拥有更广泛的发言权和自决权；既然教育的公益性有其限度，政府在教育问题上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既然教育的公益性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的特性，与此相互补充的还有教育的私益性。因此，我们就确实有必要以超前的眼光、务实的心态，以市场的思路克服现有多元办学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在努力追求多元化办学格局的同时把握市场化的大局。 　　

　　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建立教育市场是有助于提供多元的教育服务、促进学校的良性竞争和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但建立教育市场的最终基础是对公民个人的教育自主权和民间社会散在的教育资源的尽可能多的尊重，而不是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简单承诺。事实上，教育服务不能为多元而多元，学校之间的竞争不可能也不必要达到完全竞争的程度。 　　

　　既然如此又如何能通过建立教育市场摆脱多元办学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忘记我们前面说过的见解：我们不是为了某个特殊/具体的实质目的而倡导教育市场，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实现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与教育的自主化、平等化、开放化和规范化之间的联合，真正解决教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受教育者的权利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通过教育市场摆脱多元办学问题，并不是要否定国家或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限制和转换，从而建立一种“有限教育行政制度”：一方面，那种事无巨细的集权管理必须得到抑制，教育管理必须从教育中的私人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教育公共领域之内的政府职责必须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