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第五，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其一是布局不合理。西部高校80％以上集中在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如陕西集中在酉安地区，甘肃17所（1998年）普通高校中的13所和19所成人高校全部设在兰州。成都、重庆、昆明都是如此。高校过于集中，不利于其它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其二是学科门类少，专业设置与西部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西部许多高校由于专业设置陈旧落后，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专业较少，尤其是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学科专业较少，影响了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例如，甘肃是以石油、化工、冶金、纺织、建材、水利、机械、古代文明与艺术辉煌为特色的省份，但石油、化工、制药、纺织、地质、水利、林业、电信、外语、艺术等高等院校在甘肃仍然是空白。

　　第六，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西部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地方经济建设。据统计，1990年～1995年，甘肃每年流失人才2000人以上，新疆这五年间调往内地的专业技术人员高达两万多人。西部人才流失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现有高层次人才流失加速，二是西部考取外地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回西部工作，人才呈加速递减趋势。

　　第七，人才数量不足。西部地区人才的拥有量和部分专业人员的比例均低于全国水平。国家人事部部长宋德福1999年曾指出，中国西部地区每万名劳动者中拥有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仅92人，还不到东部地区的十分之一，人才问题已成为制约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1998年，甘肃共有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7.75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52％，远低于全国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技术人员奇缺，全省农村平均每万人中仅有技术人员11.7人。

　　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从客观方面看，我国近代工业最早起源于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近代高等教育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工业城市兴起，并且发展较快。西部近代高等教育比东部起步晚了10～20年时间。西北地区最早的国立兰州大学，发端于1909年，比北京大学晚了11年时间。加上20世纪初的战乱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对西部经济与教育发展的不重视，到1949年，西部地区只有55所普通高校。客观地分析，这是符合当时西部经济与教育发展特点的。一方面，经济的落后无力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同时，落后的经济亦不需要数量较多的专门人才。

　　从主观方面分析，主要有两点，一是观念落后。这一方面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有关，另一方面与地方领导观念落后亦相关。例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家曾多次要求在甘肃创建或搬迁石油、化工、机械、冶金、地质类高等学校，均被其以各种困难和理由拒绝。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时候，西部仍然行动迟缓。如从1994年到1998年15年时间，甘肃竟没有新增加一所普通高等学校，同期却是中东部高等教育迅速扩展时期。

　　二是思想解放不够，跟不上改革形势。国内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院系合并），最早起步于西部的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的合并。到2000年国家正式宣布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之时，西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仅力度不够，甚至个别省区连一所国家批准的新式大学（数所院校新组合）都没有。

　　除了以上两方面外，国家政策导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各省区高校的建设力度，但主要集中在西安与成都（包括重庆）等少数大城市。同期，国家无论对中东部高校的投资建设力度，还是对重点院校的确立，重点学科的支持，均大大高于西部高校。改革开放20年，东部在国家优惠政策指导下，加上其本身较好的基础和经济实力，高等教育获得超前发展。到1998年，西部普通高校由1949年占全国普通高校1／4下降到1／5。这仅仅是学校数量的差距。在校生规模、招生人数、生均教育经费比例、教育资源分配诸多方面，西部高校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东部差距更大。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西部高等教育在多方面存在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问题不能—一例举或深入剖析。有些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投资力度，可以逐渐得以缓解，有些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以及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和差距，这是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所以，用急功近利的办法是解决不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近期的核心问题，就是尽量缩小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高等教育在数量（包括学生数）方面的差距，尽可能培养西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所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西部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高层次人才的足够数量培养，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