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中方对美方口头上讲“一个中国”，实质上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对华政策是清楚的。但是由于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已经作了实质性的让步，在批驳《与台湾关系法》时就显得苍白无力。不能不承认，美方复照是与中美建交公报和相应的美方声明相容的，《与台湾关系法》的绝大部分只不过是把公报中所体现的美方意图变成法律而已。
当然，这时候中国仍然有机会以中断中美关系为底线，给《与台湾关系法》施加巨大压力，至少使其稍作收敛。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若干条款明显超出了建交公报的解释范围，例如该法明显地赋予美台间联系的非官方机构以“官方性质”，如部分“外交豁免权”等。但是，由于中方始终将抗议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任何对美国利益有直接威胁的行动，《与台湾关系法》很快就稳稳当当地成为美国处理中美台关系的一块基石。不难看到，由于《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奉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原则，它自然而然地为台独势力的壮大撑起了一片广阔的天空。
四、《八。一七公报》并未解决对台军售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方希望自己的让步能换来美方的自我克制。邓小平在1981年6月接见美国国务卿黑格时曾经警告美国：“武器仍然是敏感问题”。“中国一直在忍耐，但也有个限度。如果美国做得过火，中美关系可能会停止不前，甚至倒退。”[15]但是，美国政坛强大的反共亲台势力则从中国的让步中尝到了甜头，更加毫无顾忌地扩大对台武器出售。美国想探一探中国的忍耐限度究竟在哪里。
1980年大选后，以反共亲台著称的共和党领袖里根上台执政。里根一改卡特政府的对苏缓和战略，主张以实力对抗苏联，而不是依赖与中国的某种战略合作，因此里根主张提升美台关系。时值国会讨论是否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FX战斗机，里根当局显然倾向于批准台湾的此项要求。尽管美国国防部的评估结论认为“台湾并不需要FX飞机来满足其防务需要”，但里根却决定搁置国防部的报告[16].这一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中方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美国政府不仅扬言准备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还考虑在这方面采取升级行动，甚至一再扬言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这就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使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文章质问：“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意图？美国这样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这样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叫不叫霸权主义？”[17]此前，黄华外长正式向美国设定三个缓解双边关系的条件：1）美国要答应对台武器出售不许超过卡特行政当局时的水平，2）美国答应逐渐减少对台出售武器，3）设定最终结束武器出售的时间表。否则北京将降低在华盛顿的外交规格，将它降至联络处级，或撤回大使馆，终止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美国似乎碰到了中方忍耐的底线，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势在必行。从1981年12月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谈判开始并不顺利，特别是1982年4月美国政府又单方面决定向台湾出售一批武器零配件，而中国也再一次对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18]谈判陷入了僵局。
这时，一个以后反复出现的摆脱僵局机制形成了。美方派一名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中方领导人接见，表示希望求同存异，不搞对抗，从而悄悄地实现后退。1982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赵紫阳、邓小平分别接见。邓小平称布什为“中国的老朋友”，要求“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全面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于是，中美双方又一次坐到谈判桌前，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措辞。这就有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其关键条款的措辞如下：“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19]这段文字的巧妙在于，它既满足了中方向老百姓交待在外交事务上的强硬立场，又满足了美国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继续保留任意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那么，美国是怎样玩弄文字游戏的呢？首先，美国调高了出售武器基数，以对台军售最多的1979年（5.87亿）为基准，并将其折算成1983年的美元，8.3亿美元，由此确定1983年的对台军售标准为8亿美元。其次，里根对武器性能的限制也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他说武器性能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应该作这样理解，如果台湾可以在1979年购买到美国武器系统仅落后于最先进武器五年水平的武器的话，它就可以在1987年购买到美国1982年水平的武器。这将意味着美国仍然可以不断提高对台军售的先进性。事实上也是如此，1983年，美国卖给台湾SM-1舰对空导弹等更先进的武器。1984年又卖给台湾C-130运输机等，1985年又卖给台湾262枚CHAPARRAL地对空导弹。再次，里根当局认为，公报只限制对台军售，没有限制对台转让军事技术。根据这一解释，1986年华盛顿允许美国数家公司帮助台湾生产经国号战斗机。1987年又卖给台湾生产FFG-7Oliver Hazard Perry级驱逐舰的蓝图和关键数据[20].更加蛮横的是，美方关于“美国承认中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中“这一问题”的解释，不是象中方正确理解的那样，“这一问题”指美国最后停止出售武器，而是把“这一问题”解释成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样一来，美方就将该条文解释成：只要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就要继续给台湾出售武器[21].
由此可见，《八。一七公报》也没有真正解决对台武器出售问题，中方给美方在措辞上留出了足够的解释空间。事实上，作为对《八。一七公报》的美方解释，美国在公报发表的当天即向台湾当局作出六点保证：（1）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程表，（2）任何对台军售不事先与北京磋商，（3）不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扮演任何协调角色，（4）不重新修改《与台湾关系法》，（5）不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6）不施加压力，迫使台北与北京谈判[22].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一公报的达成仍然体现了“中国得面子，美国得里子”的中美交往模式，是中方又一次软弱无力的抗争。
五、苏东剧变后美国日益明确地支持两国论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外交路线。从那时起，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作为美国战略敌手的意义大大下降，相应地，中国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盟友意义日益淡化。苏东剧变后，形势进一步变得对中国不利。在柏林墙的轰塌声中，美国和西方高声庆祝出乎他们意料的辉煌胜利，并重新审视全球形势，制定新的全球战略。1990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构想，声称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而其军事战略的重点则将转移到防止和对付足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23].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凡是不符合甚至挑战这一“世界新秩序”构想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思想文化，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都是美国的明显的或潜在的敌人。布什提出这一战略时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时，其意图在于借轰炸伊拉克来为“世界新秩序”奠基[24].这一构想得到了美国统治精英的一致认可，并通过海湾战争告诉了世界。克林顿总统接任，换了一个不那么露骨的口号：“参与和扩展”。但仔细看起来，仍然是布什总统“世界新秩序”的那一套：所谓“参与”，即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所谓“扩展”，就是要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民主制度”。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解释，“扩展”即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根据这一总目标，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对前二类国家美国将与其合作、加强协调，对于第三类国家，即剧变后的苏东各国，美国将采取措施巩固其变化，对于第四类国家，美国将从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上采取孤立政策。[25]
那么中国属于那一类呢？很不幸，中国事实上被看作第四类国家。苏东剧变后，中国既失去了对苏冷战的战略价值，又是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有潜力挑战美国全球战略绝对优势的国家。因此，美国政治和传媒精英一致认定，中国是美国冷战后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八九年北京的政治风波为契机，美国舆论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妖魔化中国的时代，其间虽有起伏，但总体趋势则愈演愈烈。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揭露了美国舆论妖魔化中国的事实后，总结了美国妖魔化中国的十二大目的：1、为全球西化服务，制造全球西化的舆论一律的窒息空气。2、使中国“南斯拉夫化”。3、为全球霸权服务。4、让美国公众脑海里充满了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5、在公众中煽动仇华情绪。6、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7、联合美国国内各界势力与中国作对。8、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9、阻止中国入关。10、扩大中国具有西方思想的队伍。11、利用中国问题整顿美国的政党。12、重新回到麦卡锡迫害时代[26].李希光希望，美国记者能够保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停止对中国妖魔化。但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历时如此长久的妖魔化中国运动决不是少数保持公正的记者能够摆脱的，它只能被理解为蓄意操纵、纵容的结果。这一妖魔化运动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已经将敌视中国作为其基本国策。
当然，舆论只能起到动员美国和西方各国民众支持实行对中国实施孤立、遏制、颠覆政策的作用。真正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评估政策形势，需要有可操作的政策工具，而且还需要考虑使用这些政策工具的现实可能性。美国实施对华颠覆战略的主要政策工具有哪些呢？第一项是人权，这既是美国标榜的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也是结成国际反华统一战线的大旗，对于扶植中国内部亲西方的反政府势力有重要作用；第二项是经济制裁，特别是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因为中国强调以经济为中心，这一威胁还是很有效的；第三项是台湾、西藏问题；第四项是随时挑剔中国任何不符合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之处。
根据美国对形势判断以及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八九年北京的政治风波到克林顿执政初期。这一阶段可称为全面遏制时期，其特点是美国统治集团高估了中国演变的可能性，一味地强调制裁、封锁、孤立，使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而不顾这些工具是否有效，以致其中少数几个懂得“中国问题”复杂性的反共老手如尼克松、基辛格和总统布什等都得纷纷提高反华调门，以争取政治正确性。北京政治风波给了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一个极好的机会。1989年6月6日，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案；随后，中美间的军事、科技、核技术等方面的合作相继中止；6月20日后，布什政府又宣布第二批制裁措施，停止中美高层互访，阻挠国际金融组织对华贷款等；6月29日，众议院全票通过新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增加了一系列想得到的制裁措施；7月14日，参议院通过实施经济制裁修正案，除一系列具体措施外，还建议重新审查是否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27].与这些制裁案相呼应的是，美国舆论开始了妖魔化中国的时代。当时的调查表明，对中国抱有好感的美国公众已经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28].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开始将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作为西化和分化中国的重磅炮弹。1989年6月后，美国开始明显提升美台关系的官方化程度，用更强硬的措辞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美台高级官员频繁互访，1990年，美国开始重新支持台湾改变名义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其他国际组织，支持台湾扩展国际生存空间的行动[29].最明目张胆的是，美国对台军售猛增。据统计，美国1990财年的对台军售额为5.1亿美元，1991和1992年均为4.7亿美元，但到1993财年却猛增到66.2亿美元。在1992年布什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150架F-16A/B型战斗机，和4架E-2T预警机[30]，这将大大提升台湾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藏独分子也大受青睐。1991年4月16，布什总统接见达赖；4月18日，参议院通过支持西藏“自由和人权”的决议案；10月，布什签署的国会对外制裁法中，将西藏称为“被占领的领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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