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整个体系中价格竞争的削弱，与决定产出和投资的方式的变化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与自由竞争经济中面对需求缩减时降低价格相反，典型的大公司倾向于减少其产出和提高其过剩生产能力的水平来对付萧条，以保护其利润空间（标高主要生产成本）。结果，被预期所引导的投资，更倾向于被过剩能力的水平所引导——以及被在工厂和机器上的新投资的预期利润所引导，如果这一能力将被扩大的话——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经验研究一贯显示，只有当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85%以后，国家的投资才会被刺激；但这是一个自我限制的过程，因为新的投资意味着新的制造能力的增长，它必须有市场。因此投资自身倾向于最终导致闲置能力。

　　在这个奇怪的、半管制的垄断资本的世界中，不再有威胁成熟资本主义企业的生死竞争（虽然寻求更大垄断权力的兼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更准确地说，主导着当代经济的大公司主要从事相对市场份额的争夺。虽然传统经济教科书仍然告诉我们，完善的竞争经济的存在保证了经济利润是短命的或者不存在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真实世界中，大公司不仅获取持久的利润，而且公司之间还有一个利润率的等级。对公司来说，在许多方面这仍然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但目标总是建立或维护垄断权力。即通过标高主要生产成本获得持久、高额的经济利润的权力。

剩余的产生和吸收

　　因为这里的意图是解释垄断资本的增长，是怎样与此类剩余上升和经济停滞的根本趋势相联系，而这又是怎样对资本主义经济据以运行的方式产生种种扭曲（按照其自身的理想概念），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米龙·高登的著作。他对根本的积累模式作过一个经济分析，集中在附加于生产工人工资之上的价值比率。高登表明，从1899年到1949年，附加于美国制造业生产工人工资的价值的比率在2.5左右波动，从1949年到1994年这一比率直线上升到5.25，是1949年比率的两倍还多。这意味着剩余对生产工人工资的比率增长，而这一增长是在生产层次上就决定了的。

　　制造企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即从主要与生产工人的雇用相适应的结构，转向非生产工人远远超过生产工人的结构，是与生产领域中的剩余的上升紧密相联的，也是与对垄断权力和利润的追求紧密联系的。

　　高登写道：

　　在二十世纪之初，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生产，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到这一世纪末，其主要活动已经成为对垄断权力的追求。巨大的现代公司导致了广泛的非生产性活动的成本，以维护并增加其垄断权力。因此，这些活动也许应该被称为垄断活动。垄断权力的目标是拉大公司产品价格对生产成本的距离，并以这样的价格扩大其产品的销售。这些活动包括为改进现在产品而进行的研究与发展，发现新的产品，减少生产成本。它们包括促销和做广告以扩大销售，并标高与生产成本相对应的价格。它们包括劳工关系以劝说或胁迫工人生产更多或接受更低的工资。它们包括政治捐献、游说和贿赂政府官员，以便以优惠的条件获得自然资源和其他政府优惠。它们包括雇用律师、会计师和金融家以避税或逃税，并影响税法制定。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果撇开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结果，这些活动也许是无害的。它们也许对生产率提高的程度是有益的,也许其结果对社会来说是恶劣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所共有的是对从垄断权力中获得的利润的追求。

　　除了追求此类垄断权力所发生的支出以外，当然还有可以被看成是伪装的利润的支出。诸如留给管理层的巨大的收入（包括用作解聘费和养成金的储备）。这些回报虽然在计算利润以前被当作“成本扣除”，但显然是经济剩余的部分。事实上，给公司最高官员和他们的奉承者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成功寻求垄断权力的回报。这是今天“战略管理”的直接目的。

　　高登定义的“垄断工人”是全体雇员减去生产工人，因而等同于非生产性工人。在1899年到1949年间，垄断工人的数量以生产工人两倍多的速度增长。从1949年到1994年，生产性工人的增长是停滞的（在这一时期的末期是下降的），而垄断工人的年均增长率大约是2%。

　　大公司在这方面发生的急剧的变化的具体例子可见于微软公司案例。在1997年财政年度，微软共有114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而其工资和生产的物质成本只有11亿美元。（研究和开发是19亿美元，销售和市场是29亿美元，一般管理费是3.62亿美元，税前毛利润是53亿美元）。因此，主要生产成本（劳动力和生产的物质成本）只占销售收入的不到10%，而利润却占了47%。其余部分是用于追求垄断权力的成本。53亿美元的利润之外，还有近20亿美元的设备总投资，库存和建筑。

　　微软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作为世界上领先的高技术公司，它也一般地反映了资本的最终走向。更有甚者，这一现象并非简单地限于计算机软件公司或互联网公司。再举一个例子，耐克，它几乎将所有的生产转包给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工厂主。成千上万的亚洲工人被转包商雇用生产耐克的鞋子，这样，耐克就可以用其全部的直接付薪雇员追求垄断权力。1992年，耐克的在全球的工资表包括8000人，几乎所有人都是在管理、促销和广告部门，以保持耐克的名声。

　　通过这些手段产生的经济剩余是巨大的，正如耐克追求垄断权力的成本。1992年，迈克尔·乔丹收到耐克公司的2000万美元，以促销耐克鞋。这相当于四个生产耐克鞋的印度尼西亚工厂一年的全部工资。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主要是女工，有时1小时只挣15美分，而每天得工作11小时。到1996年，这些工人的工作条件仍然没有什么改善，25000名工人每年生产7000万双鞋（在北美，每双鞋的售价在45美元到100美元之间），平均每天得到2.23美元，而且经常被迫加班6小时以上。在越南，情况甚至更糟糕。到90年代后期，越南转包了耐克的大部分生产。1997年，生产耐克鞋的35000名越南工人大部分是妇女，她们每天工作12小时，每天的收入则只有2美元。在对生产耐克鞋的工厂的劳动条件的攻击下，耐克回复说，它只是一个销售公司，不从事生产。用亚洲部副总裁的话来说，“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生产。我们是销售者和设计者。”

　　耐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要因为其外源和转包生产的程度上极端。在大多数制造业，直接生产投资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产生经济剩余的能力是根源于生产，而且创新也是发生在这个层次。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公司演变的中心是将其全部经济重心从生产转向市场和金融。早在1939年，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中，通用汽车公司透露，一辆售价为950美元的雪佛兰牌汽车，其生产成本大约是150美元，剩下的成本是销售、配送和利润。

　　兼并和金融投机

　　按照前面的分析，对垄断权力的追求增加了企业所产生的经济剩余，而追求垄断权力本身又产生其自身的成本，后一项日益主导了公司的损益表。和追求垄断权力相联系的支出对销售而言是不可削减的，而且还包括通过诸如公司兼并和金融投机等方式吸收剩余。随着经济剩余的膨胀，公司兼并也在加剧。兼并的目的是追求更高程度的垄断权力，通过资本的集中化和中央化。因此，可被用于投资的经济剩余转而被在企业的买卖中消耗掉了。这是一场竞赛，它变得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也越来越紧急。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兼并的浪潮是和二十世纪的开端和结束相联系的。“以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尺度来衡量，”按照1999年总统经济报告，“只有世纪之交的托拉斯形成的浪潮和当前兼并活动的水平相接近。”1998年，仅美国一家，购并额就超过了16000亿美元。只在1992年到1998年间，公司购并额以几乎每年50%的速度增长。全球而言，仅1999年头三个季度，就宣布了20000多亿美元的购并额。在这一波购并浪潮中，领头的部门是高技术、媒体、电信和金融，但巨额兼并也发生在基础制造业。

　　重要的不仅仅是购并的数量程度，而且还有它们的类型和目的。正如总统经济报告中所指出的，许多购并是“协同合并”，即大公司寻求通过进入紧密相关的市场来获取“范围经济”的优势。更进一步，二十世纪之初的巨大合并浪潮的主要指向是，由三到四家公司压倒性地控制国内市场；而今天的合并战略已经转变为巩固国际市场的实质性份额，通过：（1）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建立生产设施（那里最大的市场份额还有待于夺取）；（2）跨国购并。

　　1998年戴姆勒·奔驰和克莱斯勒的合并形成了一个价值1300亿美元的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商业周刊》称之为“第一家全球汽车巨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试图在一个“每年至少有1500辆汽车过剩汽车生产能力”的工业中巩固其全球市场地位的举动。按照迈克格罗—希尔商业分析，世界范围内汽车工业这样的巩固举动是不可避免的，预期在新世纪开始的十年里，世界上领先汽车公司的数量会下降一半，从四十家到二十家。去年，继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合并后，福特公司又购并了沃尔沃公司。更进一步，汽车工业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正在加快脚步。按照《华尔街杂志》2000年2月14日的介绍：

　　世界上最大的两家汽车公司正准备参加对一家破产的南朝鲜汽车制造商的竞标战争，其结果将会决定谁是汽车业的老大。

　　福特总裁万恩·布克周末宣布，在大宇汽车公司的拍卖中，福特汽车公司打算接受通用汽车公司的挑战。这结束了几个星期以来福特计划的怀疑。通用汽车对全部大宇的资产出价60亿美元，起动了这场拍卖。了解形势的人说，戴姆勒—克莱斯勒也在认真地考虑是否加入。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发言人没有评论。

　　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商如此强烈地关切此事？乍一看，大宇汽车似乎不值得引起如此注意。它欠下了160亿美元无法偿还的债务，并且在世界上某些很奇怪的角落里拥有制造厂，它的美国营销部甚至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开头的问题是“大宇是什么？”。

　　但这是一场决定谁主导世界的竞争。1990年代福特的一系列购并，以一年以前对沃尔沃汽车公司的收购为高峰，已经使它取代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全球领先地位。哪家公司得到大宇汽车年产两百万辆汽车的能力将有潜力成为最大的公司。

　　正如上述例子所戏剧性地展示的，尽管当前这场疯狂的购并是瞄准全球而不是一国市场的，但基本的目标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如迈克尔·曼德尔，《商业周刊》的经济学主编在1999年10月所宣告的：“旧的市场法则仍然适用：随着集中的加剧，留存下来的竞争者就更容易提高价格。在铜工业中，自6月中旬以来，合并的前景有助于将期货价格提高20%。”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这轮合并浪潮正在迅速形成全球竞争环境。到1990年代中期，世界上最大的三百家公司已经占到外国直接投资的70%和世界资本资产的25%。最大的10家电信公司现在控制了一个2620亿美元世界市场的86%，而且分析家预期，控制世界市场的巨型电信公司的数量在新世纪之初还将减半。随着公司追逐分割越来越大的世界市场领地，巨型公司之间的竞争正在跨国的水平上增强。

　　考察合并得以融资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当下这场巨大的合并浪潮的基础。虽然教科书经济学仍然在不断声称，发生新股票和非金融公司借款的主要目的是为扩大生产能力融资，现实却远非如此。在1980年代，美国公司大量借债，决不是为了真实投资（它们继续从毛利中支付投资），而是为了股票回购（刺激其股票价格的上升）和收购。因此，公司债务是用于对现有资产的投机性收购，它们预期资本赢利将会增长。在收购的情况下，新的垄断地位的创造是通过“协同”。在1990年代，投入到华尔街的共同基金增多了，但公司已经日益依靠自身利润而不是债务来达到这一目的（虽然继续借债，作为防止敌意收购的防御战略）。与互联网特别是纳斯达克相联系的投机泡沫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形势，在2000年的第一个月中，数字巨人美国在线居然能收购时代华纳！这是一桩1830亿美元的交易，是全部历史上最大的合并案（虽然尚未定案）。尽管美国在线只有20%的年收入，和时代华纳15%的工作人员，它却能收购后者！

　　我们越来越面临这样一个世界经济，金融投机者主导一切，有人在努力建立起全球垄断（或寡头）权力，由媒体和电信业领导，伸展到全部生产领域。在这一向更加全球化竞争的转变中，资本主义集团间外汇和贸易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即使核心资本努力通过建立新的规则来摆脱麻烦，如在国际层上形成各种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然而，真实的权力并不在于这些制定跨国规则的组织（从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资本国际”），而在于实际的国家和公司。

　　美国和世界竞争

　　在这个资本全球扩张流动的时代，美国最有能力设定其步调。美国优势的资源不仅在于美元的特殊作用；它的军事力量；它的公司在全球市场上进行战略定位的能力，以获取可观的标高价格（垄断权力的证据）；或者其作为外国资本避难所的地位；而且在于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低增长率（即单位产出的名义小时工资），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可见下表

　　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年均变化率，七国集团：以美元为基准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部，劳工统计局，“制造业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趋势的国际比较，1998年”。新闻，1991年8月27日，表B，第11页。单位劳动成本的雇用工资组成包括对雇员的直接和间接支付。直接支付包括工资和薪水（也包括对公司经理的支付），假期支付，小费，奖金等。间接支付包括雇主对法律所要求的保险项目的贡献，以及合同的和私人的受益计划，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私人养成金，和健康及福利计划，对工伤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