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杨季康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我们班的课。

　　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钟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她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我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钟书用英文写了一篇《论实验主义》的论文。我当时正在练习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来。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钟书参加。每次开会，钟书回来后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钟书一人。

　　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钟书常和我谈到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的一天，钟书约我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先生当时还是单身，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北院原来是清华学堂初建校的时候，专门给外国教师修建的。叶先生住在北面一排中间的一套房子，他大约住了一年多，移来竹子栽在南窗前面。后来他给他的客厅兼书房和餐厅的那间大屋子起了一个雅名“竹影婆娑室”，还请老诗人、汉魏诗歌专家黄晦闻先生写成横披，悬挂在室内南窗上方的白粉墙上。坐在他的客厅里，确实看得见竹影摇曳。叶先生原来是一位很爱风雅的人。我们在清华四年中常在叶先生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多少年来我们以为叶先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头两年我看到台湾出版的《叶公超散文集》才知道他在美国爱默恩大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玛地兰学院（MagdaleneCollege）念文艺心理。回国后到北大任教，教的也是文学。

　　在大学第二年的第二学期，我们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所以以后钱钟书和我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和张先生。

　　四年级的时候，钟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我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季康也选了这门课。新来的研究生赵萝蕤也和我们一样上这门课。不过当时大家看见也只是点点头（不认识），从来没有交谈过。

　　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之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我们四年级时曾一度传说钱钟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教中文。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的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我看，他没说什么，我也没问。因为我不相信这种传说。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我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