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但遗憾的是，偏偏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光国外作者很难做到同情理解，就连以往的国内作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和传统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难做到平心而论——他们出于各自的课题意识和讨论范围，要么把梁启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就把他视为生就的学术研究家。而从这种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预期出发，他们也就很难看出梁启超的后期选择，对其整个生平而言，产生过怎样的意义再诠释。

　　因此，类似下面这样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这还是梁启超在清华的学生呢。徐铸成在《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写道——

　　梁任公先生那时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上也渐入颓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两页，一是戊戌的百日维新，一是护国之役，他当时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若干年后，我读了还觉得铿锵有力。以后，虽然在段祺瑞当国时代曾一度做财政总长，俨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实际上，段祺瑞只是一时利用进步党的所谓“人才内阁”作为他的垫脚石，而任公成了他的“猫脚爪”，火中取栗后，就被抛弃了。“五四”以后，他的政治生命实际已结束，只剩下《时事新报》、《晨报》作为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些改良主义的政论文章而已。在那一时期，他在白话文学和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声光。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的革命空气日益高涨，梁启超这3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他之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

　　桑兵最近在清华的讲演，也是持这种态度，说他来清华只是因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学校里为研究系培养后续力量。

　　而由此一来，他们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败来论英雄，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的举动，看做完全是逃遁和败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发无聊日子；或者反过来，仅仅以学问家的成果来论得失，乃至把梁启超的早期活动，包括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动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学步的和不够成功的学术论文。

　　毫无疑问，这种太过狭隘和机械的眼界，都是受到了现代分工的割裂。由于传统文化语境的隐退，如今人们很少还能意识到，事实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本身倒是一个断裂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体，而完全不同于他们所熟知的这种已被社会分工过分狭隘化了的现代学术人。

　　当然，梁启超的回归学术，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发成因，比如大战之后彷徨颓唐的国际环境，和军阀割据社会退化的国内环境，然而所有这一切，更是基于梁启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着这种性情，他才本能地或不自觉地在模仿着孔子的人格风范和人生历程。反过来说，这种对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对于孔子事业的追随，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突出的表征，来表现他对于文化本根的再体认。

　　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梁后来很多重要选择的关键，否则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这种体认中，他跟康有为的师生关系，有了实质性的修复。然而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当年正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个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执弟子礼，他后来又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公开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扬镳。由此，梁启超后来的种种主动修好举动，以及他跟老师之间的如冰释然，绝不能被解释为来自一种外交手腕，或者一种周到的礼数，那种虚伪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梁启超的个性。

　　再如，正是凭着这种刚刚达到的思想高度，他才会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会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表述，来规定今后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华说：“在本世纪初，梁启超是第一位试图将时代观念和民族观念交叉透视文化现象的人……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任公认为，文化的进步得益于交流，异质文化相互接触，乃能促其进步。他说：‘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已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他还说：‘思想宜勿求统一，经一番混杂，自有一番光明’。但任公与那些一意迷执西化的人不同。他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为条件。如果撇开本土文化之根，则外来文化失去移植的依托；如果本土文化根基不健全，则移植外来文化将成为逾淮之橘。对外来文化吸收的结果如何，‘视其根器所凭借之深浅厚薄以为断’。这就是任公屡屡强调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之优秀传统的原因。他相信，中国人虽不如人处甚多，然而‘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国‘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

　　只有本着这种来自国际的本土关照，才能充分理解梁启超后期的一个主要转向，也就是说，才能理解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满激情地来到清华园里，所为何业，所乐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