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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比起鲁迅那撇标志性的隶书“一”字胡子、“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的头发,陈寅恪的形象并不让人感觉印象深刻。
1926年7月7日,36岁的“单身汉”陈寅恪抵达北京。8月25日开学前,他到达清华园,和吴宓一起住进了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客厅,从此开启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传奇。
传奇从他来到清华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26年,梁启超推荐(一说是吴宓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时,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自此之后,在清华园担任“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日子,可能是陈寅恪生命中最欢愉的时段。他在这里遇到了陪伴一生的妻子,遇到了爱戴他的学生,遇到了尊崇他的同道。早上,学生们会看见这个“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地去上课。风雨无阻来听课的人群里,既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也有朱自清、冯友兰、吴宓,以及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人们总会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他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讲课讲到入神处,陈寅恪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为了他那著名的“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学生们当然乐得让他“拖堂”。
我们没有办法领略陈寅恪讲课的神采,只能从听过他课的“学生”的回忆里去想象。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回忆,1935年秋,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院时,到清华偷听先生的晋南北朝史课。他当时的感受是:
“第一堂课讲石勒……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有关陈寅恪的掌故轶闻广为流传,如背着《皇清经解》留学列国16年,进过东西方多所著名大学,求教于世界第一流大学者,但学完即走,没有一个学位;能背诵“十三经”;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通二十几国外语(一说十几种)。这些脸谱就像放大镜,将陈寅恪放大成大象一样的存在,也让人们只能盲人摸象。
季羡林的回忆里,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有一次,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陈寅恪是这样和蔼可亲、古道热肠,以至于那些有关他“不好接触脾气大”的传闻在对比之下尤为突兀。周扬好不容易借陈序经的面子见上一次,却聊得很不投机;1962年春天,康生来访,他以生病为由拒见,中山大学办公室人员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不见就是不见。
类似这样拒见北来要员的事,陈寅恪不止做过这一次。虽然这多少招致对其不利的后果,但他不为所动;1964年元旦,他在诗中写道:“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最“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次。1953年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在自己家里和曾经的学生汪篯有一次长谈。是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汪篯奉命南下邀请老师就任。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了这次谈话。这就是后来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披露了这篇记录。
文中重申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观点:“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并据此开出就任的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只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并且“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当时中大教授冼玉清、陈寅恪助手黄萱在场,都劝他不要这样提,陈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易中天说,这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可谓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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