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赵元任先生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善于挖掘材料，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如归纳汉语谓语类型时，提出了主谓谓语句，认为“他心好“这种句子是英语里不具有的；对汉语句子的理解是“在汉语的句子里，主语可以从字面解释为主题，谓语不过是跟主语有关的话。谓语不一定要指主语所指的那个东西动作或者特性。”所以汉语有“我是两毛钱（我买的东西是两毛钱）”这种从逻辑上讲是很不通的句子；谈到汉语的歧义结构时，对“鸡不吃了”这个例子的分析经常为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者们所引用。因为汉语是一种形态比较贫瘠的语言，所以赵元任先生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光光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中国知名的学者里，做到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是相当多的，但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先生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其博士论文是有关实例逻辑和方法论的，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国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并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灌制了大量的音档。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1960年）来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NielBohr）的对补原则。所谓对补性代表了一些概念之间一种全新的逻辑关系：这些概念之间是互斥的，从而不能同时被考虑，因为那将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但是为了对现象作出一种完备的描述，这些概念又全都是必需的。清浊在赵先生看来是只用于声母，声母不带音的为清，带音的为浊，因为这种用法符合人的音感：不带音频率高，听起来觉得清，带音频率低，听起来便觉得浊。但这种用法并非十分名副其实，因为清音是噪音，频率带杂乱不清；浊音是乐音，频率带十分清楚。这个矛盾赵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可见音分voiceless，voiced并不是唯一的主要的发音办法的分别，以清浊的名词来配voiceless，voiced也只是为求逻辑上的整齐方便，也不是天经地义。大凡一种理论求其整齐紧凑就可能只照顾到事实的一部、一方面；如果求其包括的事实丰富，多方面来照顾，系统就不免松弛下来。这也是丹麦的NielsBohr教授常常讲的对补原则（principleofcomple－mentarity）。

　　赵先生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一种新型的眼光看待语言学问题，从而使一些概念或现象得以合理的解释。

　　赵元任先生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先生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先生都曾有过赞叹。胡适先生在自己的留学日记里写过：“元任辨音最精确，吾万不能及也。“（1917年3月20日“藏晖室札记“卷15第1108页，见《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罗常培1954年在语言研究所给青年研究人员讲述自己在史地所的工作情况时也提到：“赵先生记音非常有经验。特别是声调，赵先生记的最准确，经常改正我的错误。”（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43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的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

　　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一套标调的字母》1930年发表在国际语音协会IPA会刊《语言学教师》），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赵元任先生的学生，我国著名实验语音学家吴宗济对此曾做过这样评价：“最近美国学者对世界上几百种语言作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人类所有语言其调位的等级没有超过五度的。这足以说明赵氏调符是放之四海而 　　皆能应用的。“（见《赵元任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卷）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这种声调曲线是用乐器模仿声调的发音得到的），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曾被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正是由于他不是简单地继承某一学派的学术观点，也非单一地师承某一位名师的学术传统，而是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众多学人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中华读书报 200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