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相当发达，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后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不同学术发展时期，越来越步入成熟。赵元任先生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不仅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对学术思想史也有多方面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先生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其后代，尤其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而大家熟悉的赵先生的名言“言有易，言无难”，“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

　　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先生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刊印，其后1957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改编为《方言调查字表》），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其具体做法是选择比较常用的3567个单字，按照《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按摄、开口合口、等、声排列成表，形成一整套的“方音调查表格”。用这种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不但便于归纳整理出所调查的方言的音系，而且使许多复杂不易解释的现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从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语音演变方面的条理。

　　赵元任先生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在中国生活了18年后，便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在那学习了10年，后回国先后工作了14年，又最后定居在美国。他留学期间，听过著名的语言学家J.Vendryès、DanielJohns和汉学家伯希和、马伯乐等人的课，还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EdwardSapir、LeonardBloomfield、BernardBloch、CharlesF.Hockett等人讨论过语言学问题，对中外的学术思想都有深刻的体会。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比如中国传统音韵学虽然成果也很突出，但因为汉语自身文字性质，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诗韵以及韵书、韵图等文献，来归纳各个时期的音类，却无法知道每一个音类的具体音值。所幸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而来的，综合考察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就可以窥见古音读法的大致面貌。所以赵元任先生一回到国内，马上就利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一头扎入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利用方言材料作为考订古音的佐证。

　　另外，赵先生还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1898）和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其后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1948）使中国语法学进入一个文法革新的时期，他们都是从理论上探讨汉语语法，力图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汉语语法学界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引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新体系。而赵元任先生就是是第一个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他的《国语入门》和20年后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方面都奠定了从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胡明扬《赵元任先生小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先生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周法高先生赞为国内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