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习惯上人们都说元任先生业余从事音乐活动，或者换句话说，他 的业余爱好是音乐。我不这样认为。一个人文学者，一个文艺复兴式 的智者，无所谓业余和业内。音乐是他的事业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 重要的部分。音乐甚至是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元任先生在他的第 一封《绿信》中（S20）就表达过这样意思，他说，不知怎的，音乐这 东西总是“偷偷地”占据我很多时间和思想。他用了 surreptitiating一字，这就是说，音乐不知不觉地成了他的生命的一 部分。

　　他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专攻过作曲法，他会 摆弄多种乐器，他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教过音乐或音乐欣赏课。他 一生作过一百多首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器乐（钢琴，小提琴）曲，当 今有些专业作曲家未必能在数量上超过他，更不必说在质量上。他的 音乐作品能历久而不衰。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是有机会聚在一起，就 组成一个合唱团，有伴奏或无伴奏（acappella）地练唱他的新作或旧 作。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 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 （《小先生歌》），施谊（《西洋镜歌》）。他是当今中国的舒伯特， 舒曼；他也自比为舒伯特，舒曼。他记录民间曲调，他为古今民谣谱 曲，若果他不是全身心投入方言调查，他会成为中国的巴拉基略夫 （Bala－kirev）。可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艺术歌曲的象牙塔里。 他如同古往今来的大音乐家那样，不惜精力地为机关、学校、团体， 以及某些突发事件作歌（1926《呜呼！三月一十八》，1933《我们不 买日本货》，1937《抵抗》）。他为电影作主题歌（1935《西洋镜歌》） 。你在他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 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元任先生掌握了上尺工六五，也掌握了do，re，mi，fa，sol， la，si；他突破了民族音乐的框框，也突破了西洋音乐的框框，他把 民族的气质融化在西方近代音乐的构架里；不是硬凑，而是交融。他 的乐曲有着浓厚的中国味儿，却又没有那种迂腐的“国粹”气。也许 就是音乐家贺绿汀说的“在旋律上有中国民歌特点，并与语言结合得 很密切，深刻地抒发了原诗的意境和情绪”；也许就是音乐家廖辅叔 说的，《新诗歌集》是“体现了‘五四’精神的近代中国的第一本歌 曲集”。

　　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元任先生作为20世纪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 他非常敏感地接受新的科学理论，并且很快将这些新理论导入或应用 到他所致力的语言学中。比如他很快就接受控制论、信息论的观点， 50年代下半期作语言学演讲时，就充分显示出他这种可爱的科学精神。 也许与他跟控制论的创始者N．维纳很早便相识，经常来往切磋有关系。 维纳的父亲L．莱奥·维纳是个语言学家，原籍波兰。人们可以在他的 演讲实录《语言问题》中充分感受到他对新兴的信息科学有很深刻的 理解和恰当的应用，这同他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有关。将20世纪下 半期发展的信息科学理论导入语言学，并且不是生硬地照搬而是创造 性地运用，我敢说在我国语言学界，除赵元任以外没有第二人！

　　能够把深奥的学理，用鲜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大学问家不多， 元任先生是其中的一个——很多时候还带有一种幽默感；不是庸俗的 笑话，而是优雅的意味深长的幽默感。他说过，他在演讲中和通俗论文中，常常要加上一些笑话，“凡是扯得上扯不上的地方总是忍不住 要说（笑话）”，而他在日记中几次记录他在演讲中所安插的笑话得 到了预期的效果。甚至当他的好友刘半农辞世，他写了一副他平常不 爱做应酬文章的挽联，显示出的就不仅是沉痛的哀悼，而是一种高尚 的情谊，还带着即使生离死别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以及伴随着这 希望而来的微微的幽默。挽联写道：

　　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