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宏观调控的行政色彩

　　改革三十年之后，中国宏观调控手段十分浓厚的行政性色彩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信贷增长仍然主要靠额度控制，项目投资仍然靠审批控制。经济手段如利率、汇率等市场经济国家最常用、最灵活、适于微调的宏观调控工具却用得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宏观管理的机制改革还落后于许多微观层面的改革。

　　以利率工具的讨论为例子，行政手段的调控不能完全代替加息等工具对全面稳定经济和金融的作用。套利行为是资本的天性，只要资金成本很低，投资者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和渠道找到收益率（比利率）较高的投资机会。因此，资金成本太低是导致经济过热和泡沫的最根本的经济原因，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加息的手段才能治本。

　　具体来说，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问题包括：

　　行政性手段只有在发现了某几个方面或行业的泡沫（如房地产、产能过剩的行业、地方融资平台等）之后，才针对这些行业提高投资者的进入壁垒。所以，行政手段往往过迟，缺乏前瞻性。由于政策滞后，就必须要下猛药，容易造成某项行业甚至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

　　但在一个大的经济体中，政府不可能将资金进入所有可能出现泡沫的行业的渠道全部堵住。行政性手段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容易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行政手段往往来得猛，撤得猛，容易造成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行政性政策难以预测，所以对资本市场的打击往往比小步但比较频繁的加息来得更大。

　　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容易导致腐败。在资金成本太低，但大量行政限制使只有某些投资者可以享受特定的投资机会的体制下，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多的腐败。

　　笔者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有必要将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提高到重要的议程。今年如果不加息，而且今后几年利率仍然保持僵硬的格局，很可能出现持久的负利率状态。这是因为，由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巨大压力和工资“五年倍增”计划，今后几年工资增长超过名义GDP增速似乎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结果。

　　我们的计算表明，如果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基准预测高2-3个百分点，中国的CPI增幅可能会高于基准预测1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如果以前预计CPI年度增长是平均2%的话，那今后实际的 CPI增幅就是3%。如果一年期存款利率继续保持在2.25%，那今后就可能出现长期的负利率问题。负利率会加剧资产泡沫、投资过度和通胀预期。

　　再看汇率。今后几年内，由于欧洲的主权债问题的演进，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很可能持续大幅波动。如果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事实上将造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大幅波动，从而对中国出口竞争力造成不断冲击。换句话说，盯住美元非但不能帮助中国外部环境保持稳定，反而将创造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汇率改革应该尽快启动，并在“十二五”期间还应该继续加大汇率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