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建议，理想的体制应该是将GDP从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中剔除，甚至应该对GDP增长过高而其他社会、环境指标恶化的地方政府加以惩罚。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政府职能从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转变。

　　如果我们承认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企业部门才是创造GDP的主体，上级政府就没有必要去考核下一级政府的GDP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目前体制下，是由于上级政府过度注重GDP增长，并使之成为下级官员晋升的基础，才加剧了下级政府过度投资的冲动。如果在今后，经济主体的规模（比如地方政府的GDP、国有企业的产值规模、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不再成为其一把手的行政级别和晋升的基础，那就消除了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动因。

　　从考核指标中完全剔除GDP的这项改革即使在“十二五”期间做不到，也应该成为一个长期目标。在“十二五”期间，至少应该大大提高在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指标中环保、节能、治安、教育、卫生、经过生活成本调整后的人均收入、安居、交通便利等指标的权重，使这些项目的权重明显超过GDP。上级政府还应该使用独立的调查机构来量化百姓对下级政府的满意度，并将其真正作为考核下级政府业绩的指标。这些工作可以在某些地区尽快进行试点，总结经验之后向全国推广。

　　提高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与国际经验相比，中国在经济周期上行过程中，货币政策紧缩（如加息）往往滞后于其他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强的国家。数据表明，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平均等到实际存款利率为负2%的时候再开始加息，而发达国家一般在实际存款利率尚未变负时就开始启动加息周期。

　　由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滞后，经济的过热和泡沫程度就会加大，最后被迫采用更大力度的紧缩措施，导致经济更大的波动。

　　货币政策必须有前瞻性，这是国际和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共识。因为从货币政策的变化到影响经济和通胀，在中国有约9个月的时滞，在发达国家有12个月以上的时滞。在中国，货币政策缺乏前瞻性的主要原因是央行缺乏独立性。政府往往不愿意放弃对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以免短期内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货币政策工具“不听话”。但是，一旦刺激经济的工具的使用过分“便利”，就会出现过度使用的倾向。

　　政府直接控制货币政策的体制弊端在于，它在追求增长和控制通胀之间缺乏一个平衡机制，使得增长目标经常处于垄断地位。

　　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货币政策只能在共识基础上做决策。但是，在共识基础上的决策一般难有前瞻性。有前瞻性的预测一般是少数人的观点，如果等大部分人都已经看到过热、通胀的威胁，那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在共识（尤其是非专业人士之间形成的共识）基础上的决策也一般缺乏前瞻性。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各方利益不能得到满足，共识没有达成，政策的出台不仅没有前瞻性，而且会滞后很多。

　　中国目前应在更大的程度上提升货币政策 （至少在操作上）的独立性。比如，中央政府可以确定每年的货币增长目标，但具体工具的使用（如改变利率、存款准备金等的幅度和时点的掌握）应该交给专业的央行官员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