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若干高校科研人员滥用科研经费被审计曝光，有媒体发表调查，探究科研人员的种种“失范”行为到底是不是“被沦丧”；又有媒体刊载评论，讨论“科研活动与盖大楼”的关系，言下之意，由于科研活动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科研经费管理应当“尊重科学规律”。

　　这些调查和言论听起来给人两个印象：一个是科研人员很“冤”，“做假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规避风险，是被“逼”的“无奈之举”；另一个是，管理部门基本无视“科研活动规律”，只顾按照“数目字管理”的思路来管科研。这些观点多少有些老调重弹，没啥新意，但是如果它总是在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上出现，说明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笔者只想指出一点，那些论证科研活动不能按照“盖大楼”思路来管理的观点，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如果有一套“符合科研规律”、给科研人员充分自主权的管理规定，科研人员在这些规定面前，具有高度的自律能力，会严格地按照规定去做，不会发生“滥用经费”的失范行为；而这一逻辑的前提是，当前中国科研人员具有远高于一般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和职业操守，“经费摆于前而不变色”。只可惜，这个重要的前提从未曾得到确凿的证据检验，没有哪个公开发表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现今中国科研人员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平均水平是领先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并不意味着天然就具有与这个职业相适应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因为自律也是要习得的，也要有氛围。没有有效“他律”制约的“自律”，最终导致的只能是职业操守“大堤”的溃决。张曙光差一点当选院士，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那些“只管把经费给我，任我仰望天空”的想法，基本上是痴人说梦。就是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好事，不知这样的论调为何屡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

　　今天中国科技界的种种问题，既有科研活动本身衍生的，如学术不端；也有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如过分强调项目和论文；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问题投射到科技界的，如管理部门的腐败，科研人员对经费的滥用。如果你聆听科研人员对经费管理的种种“吐槽”，总会给人一种站在“道德高坡”的感觉，而目前曝光的若干滥用科研经费案例说明，科研人员本身并没有“天然的道德免疫力”，倒是显得有些安之若素、随波逐流，颇有些“孔乙己偷书不算偷”的感觉。

　　治病要对症，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方向只能是“他律”与“自律”的结合。但是，改革“他律”并不意味着“放松管制”。与很多人直觉相反，目前中国科研管理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当粗放的，精细化管理的程度明显不足。有媒体评论也曾指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申请、资助政策及程序指南》是一本168页的书。对每项费用是否合法、如何支出，都尽可能做到细致具体、易于操作。如对经费的利息如何处理、到外地参加会议乘坐哪种交通工具都有明文规定。不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这样的做法是否也是在“盖大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