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学术环境是学术之都成长的土壤。学术贵在自由争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自由学术环境非常好的诠释。没有学术自由争鸣，难有学术进步发展。当然，学术自由也是有边界的。自由既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学术的这种责任是对公众的责任，是对社会的责任。大学者蒙罗说：学术自由的存在，不是为了学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公众和社会的福祉，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早前，诺贝尔奖得主伊格纳罗曾被问及：“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他回答说：“就我所知，那些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从事研究的人，最后都是一无所获。问题决不是为了获奖我该做什么，而是为了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利益我能做到什么。”

　　所谓丰富的学术资源，包括了促进学术发展多方面的要素。北京聚集的学术资源确实很大，这里既包括了人的资源也包括了物的资源。当然，人还是最为核心的。学术人才云集，这是学术之都的主体。

　　在学术资源方面，我们尤应关注“资源共享”的问题。北京目前的特点是学术资源总量很大但共享不足。北京学术机构很多，学术资源往往被各个单位“独享”而不能“共享”。比如，数据库往往是单位垄断，一方面不能够成为公共资源，不利于学术和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各个小圈子都是互不通气，很多数据都是重复建设，也是很大的浪费，有损于学术之都的建设。

　　不需赘言，丰硕的学术成果是学术之都的基本构成要素。现在更需关注的不是成果的数量，而是成果的质量。现在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学术考评方面确实存在数量有余、精品不足的现象。

　　公众的学术素养，是学术之都成长的土壤。学术不应仅仅是学者的自演自看，它当然需要与广大公众的关注。北京一直坚持搞自然科学普及、社会科学普及，这是很有意义的。公众的学术素养也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程度。

　　关于学术之都建设的具体对策还有以下三方面需要强调。

　　第一，关于学术管理体制问题。我国学术管理体制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化”色彩过于突出。由于很多项目都是政府财政出钱，这样常常是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政府制定规划，设立项目，指导学术发展。这样，虽有助于掌控大局，但确实不利于激发学术活力、不利于促进学术创新。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创造一种更加宽松、更具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学术管理体制机制也应从“以管理为主”向“以治理为主”“以服务为主”转变，鼓励多元社会力量、鼓励学者主动参与学术事业。学者有积极性、有动力，学术才有活力。

　　第二，怎样鼓励多创学术精品？如前所述，学术成果不在“多”而在“精”。能称得上学术之都，一定积淀着众多让大家服气的学术成果、学术精品。这当然就涉及到学术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世界上有很多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奖项，奖励学术精品，鼓励学术发展。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我们也应建设类似的、综合性的国际学术奖项，奖励对象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

　　出学术精品的同时，又要严防学术不端行为。现在，我国为了防止学术不端，出了所谓《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然而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现在学生提交学位论文之前，都会花钱去网上先检测一下，从而带动了一个新的产业（据报道，网上一些“论文查重”网店月入百万元）。其实，不考虑学科差异，“一刀切”的学术不端标准（复制比率10%）也不科学。例如，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只要严格注明出处就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如果不允许引用，反而是违反学术原则的。

　　第三，促进学术资源开放、共享。上面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学术资源可获得性，乃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要促进学术资源在学者之间共享。很多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往往苦于找不到学术资源（如数据、资料）支持。例如，当前我国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经费开展各种社会调查，运用于各种数据库的建设，然而基本上没有建设共享的数据库。统计部门每年也有大量的调研数据，也都是不开放的。这样，一方面大量数据积压，数据开发不足，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科研工作者得不到数据，研究滞后。我国应通过立法，规范数据的开发、共享和使用。

　　此外，也应促进学术资源向公众更加开放，使得一般公众可以参与学术讲座、学术会议，要让公众有机会接触学术、了解学术、感受学术，从而提高我国公众的整体学术素养。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