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腐败”首先是制度的沦陷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其实由来已久。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中国科协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竟然超过一半的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对于前不久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如是说。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项目越多，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中国青年报》8月31日)

　　既然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潜规则，说明科研经费大量流失绝对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学者申请项目，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提供平台，国家提供资金，大量的科研经费通过课题立项的方式划拨到了一些所谓的“学术带头人”的名下——学者们争项目、抢课题，追逐的就是科研经费，只要拿到了经费就可以自行支配，迅速成长为学术富豪。

　　与其说这是学术道德的利益交媾，不如说这首先是制度的沦陷。学术研究者只要有人脉和关系就可以巧立项目申请资金，然后肆意支配中饱私囊。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作为学术管理机构还是作为拨款机构的行政部门，都对此缺乏监管——项目如何规范运行、资金如何规范使用、项目成果如何评价等等，科研资金从审批、划拨到使用的整个流程都属于“三无产品”——既如此，腐败便成了某种必然的结果。

　　制度的缺陷纵容和助长了一种“赢者通吃”学术潜规则的风行，而少数人的“赢者通吃”又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鸦片”效应，导致了群体性的道德沦陷。一个个“科研富翁”犹似是一剂剂精神鸦片，以强力的辐射效应发散着无穷的魔力。学术致富效应鼓荡在前，不知激励着多少后来者。时日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氛围和“约定俗成”的现实存在。

　　而对于整个科研体制来说，这种精神鸦片效应的被无限放大，不仅让学术道德泡沫化，还让学术规则碎片化。某种意义上说，科研经费的流失中饱私囊——出现几个科研蛀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所侵蚀掉的学术价值城墙很难得到有效的修复。(四川新闻网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