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政策导向问题。科技政策是哺育、激励和保护拔尖人才进行重大创新的根本保障，理应不受年龄、资历和有无科研公职等因素的制约，但实际情况是，真正有重大创新潜力的人才和课题，往往在学术上、在申请科研立项上以及经费筹措上备受羁绊，难以施展其抱负；缺乏发掘科技重大创新资源的遴选机制和特殊措施，在大学和科研单位中，在民间和社会各个层面，敢于挑战重大科学难题，有重大创新思路和才能的探索者络绎不绝，然而真正在现有机制下被成功发掘和有效利用的则廖廖无几，相反，不公正的非议和磨难却是不断，有些想帮的管理者对此也力不从心；现实中，还有一支责任心很强的退休科技人员中的创新力量未被正视，按现有行政管理一刀切的做法，这些退休人才即使仍然拥有重大创新能力和经验，也不再能申请和参与自己从事的科研课题，还不能再带研究生培育新生力量，这岂不要造成科技重大创新研究工作的断链！

　　第三是科研条件和经费用向问题。科研经费的多少和使用方向，实质上仍是个对科学本质价值的认识问题。以往是“一工交，二财贸，剩下点钱搞科教”，对科技第一生产力的认识长期滞后；如今科研经费的总量增加了，但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按规定，公共财政不能用于非共识、有风险的科技重大创新项目，结果是重复类同的课题挤占太多，经费仍然难以用到刀刃上。而不下工夫和本钱积极去点燃那些新科技革命的导火索，岂非又要在未来新的科技革命中，长期做跟跑者？

　　科学技术问题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大量基础工作需要去做，不少空白需要填补，最新的高技术买不来，科研的周期又较长，这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显然处在极为不对等的竞争态势之中。如再不集聚优势资源，抓住重大创新这根杠杆着力博弈，那么失去的不单是科技，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鉴于经济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和引领，因此有必要在重大自主创新领域也制定几项“硬指标”，借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成功经验，施行发掘、培育科技拔尖人才和重大发明创新项目的首长负责制，在学术上则要鼓励伯乐们举荐助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