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摘要：教师国际化产生于早期大学的“游教”之习惯，虽然由于多种障碍使教师国际化程度有所放慢，但由于时代的进步，教师国际化又展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教师   国际化  趋势

　　一、简单历史回顾
　　西方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创办伊始，即带有“国际化”原始特征：学者和生源均来自欧洲各国。从柏拉图的学园到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都是教师国际化的先驱。
　　1875年，德国著名教育家布坦斯基曾发表了题为《中世纪的巴黎大学与外国人》的论文，对13至14世纪在巴黎大学求学的外国著名人士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发现，其中有英国人153名，德国人200名，荷兰人56名，意大利人109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44名，斯堪的那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41名，稍晚还有来自亚洲的学者，而且在校长名单中还有外国人。［1］
　　德国洪堡自创办柏林大学始，就坚持开放办学，突破一国一地的限制，面向全欧洲招聘教师，如神学教授施莱尔马赫、法学教授萨维尼、医学教授胡弗兰德、哲学教授费希特、古典语言教授沃尔夫、历史教授尼布尔、农业学教授塔埃尔、化学教授拉普罗特等，这些都是全欧洲第一流的教授。［2］
　　上海高校国际化也有较长的历史渊源。以南洋公学为例，在高等实业学堂时期（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就有包括担任电机科科长美国人谢尔屯在内的十名洋教员，如勒芬尔、薛来西、乐提摩等。到工业专门学校时期（1912－1916年），洋教员的人数不增加，有毕登、桑福、罗仁普、西门，1920年，又添聘鲍德、汤孙、狄尔逊三名洋教员。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南洋公学还制订了聘任洋教员的合同条文，共十九条，规定了洋教员的任职条件和教学责任，“并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3］
　　时至今日，教师国际化程度也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以复旦大学2001－2002年的资料为证。

表1　2001-2002年复旦大学教师出国人员情况一览表

资源来源：复旦大学统计年鉴， http://www.fudan.edu.cn

　　二、 发展趋势
　　(一) 政府推崇并鼓励教师进行国际交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发展战略中重视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国际交流的国家越来越多。如芬兰1991年就成立了“芬兰国际流动和交流项目中心（The Finnis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Exchange Programs，简称CIMO）”，此中心联合中央其他部门负责包括学生、培训者和专家在内的国际交流，尤其注重学生和教师的国际交流；二十世纪末期，芬兰政府还拨款100-130亿芬兰马克专门用于国际性的人员流动。除了芬兰学术部以外，许多私立的基金会和CIMO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资助教师进行国际化流动。

　　(二)　大学成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主体
　　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是高等教育交流的主体。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为了扩大本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受援国的影响，不惜动用大量资金，积极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在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单纯强调教育援助的交流中，高校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所得利益不大，积极性也不高。80年代后期，随着高等教育朝着贸易方向发展及市场机制的引进，高校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主体，政府则退居次要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政府就不再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而是说政府影响高等教育交流的方式变化了。政府的作用是通过立法、政策等途径进行宏观指导，在操作中则以高校为主，高校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最重要的主体。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当代衡量一所大学发展水平的尺度。很难相象，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国际化程度相当低。大学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为高校教师国际化提供了条件。

　　(三)　教师作为自然人流动趋势日益明显
　　1990年-2000年，上海教育系统共聘请长期外籍专家和教师3172人次。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在沪任教的长期外籍专家和教师共计850余人，短期外籍专家1200余人。2000年，上海教育系统外国专家帮助新建学科16个，加强重点学科建设56个；与外国专家合作进行科研项目105项；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28个，建立重点实验室12个，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几年来，上海外国文教专家从数量上有较大发展，2002年聘请的外国专家、外籍教师1827人，是“八五”期间五年总和的二倍以上。聘请教师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也从单一高校扩展到双语类中小学，高级中学，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学校。对外国文教专家的管理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教育部将出台《外籍教师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外籍教师的管理和服务，以应对我国加入WTO 后对外国教师在华任教的承诺。在引进的同时，也强调了输出，保证国际交流的双向性。近年来，上海留学归国人员与日俱增，教师因公因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讲学、考察、进修等人数也不断增加。以下复旦大学为例，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可见表1。

　　(四)　教师国际化成为高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组织化运作
　　2003年，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在全球的会员大学进行了一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和优先权（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s and Priorities）”调查，当问及“为什么贵校高度重视国际化（why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 priority）”时，促进教师流动和交流被各大学放在了重要位置。

表2　国际化的重要动因排序

表3　国际化的最重要方面

　　由上表可以看出，教师的流动性又一次被重点提到较高的位置。以上调查研究同时也表明，63%的高校都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或战略，其中64%的高校设有专门的办公室，51%的高校设专门的预算，53%的高校设有专门的监控机制，这些机构及机制的设立，使教师的国际流动被纳入组织化的运作。如美国的Dickinson学院通过国际捐赠基金的资助，与所有的兄弟大学签订教师交流协议，并鼓励教师以长期或短期的形式去国外交流；而James Madison 大学则设有国际项目办公室，负责为学生和老师提供关于国际交流的信息和机会等。

　　(五)　教师国际化的地缘性明显
　　在上述调查问卷中，要求各高校列举本校国际化政策、战略中优先考虑的三个地域，统计结果反映出教师国际化明显的地缘性。如，对非洲、亚洲和欧洲的高校来说，首选的国际合作都在他们本区域。相应地，高校教师的国际流动在呈现全球性特征的同时也出现了地缘性特点。其中原因之一与刻意推动区域一体化有关。在欧盟内部，1999年6月各成员国便签署了Bologna宣言，旨在2010年以前成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各国人员流动的障碍，这无疑会有利于加速欧盟内部的教师流动，强化了教师国际化的地缘性特征。

　　参考文献：
[1].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33.
[2].罗云、刘献君.国际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2,(2).
[3].上海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133.

　　作者简介：
周江林,男,硕士,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房欲飞,女,硕士,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