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尽管北京大学随后发表声明称，北大校长助理的设置不同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助理”职位，并不占有专门的行政资源和岗位级别，也非所谓的“校级领导”。但这种回应显然无法抚慰民众对于高校过度行政化的担忧。显而易见的是，校长助理一职能给戴帽者或明或暗的优势与利益。教育学者熊丙奇对此发表评论说，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往往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师资有限，人的精力和资源也有限，本来是搞教育的人都忙着去当官了，必然会对学校的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他认为，高校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乃是当前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在去行政化的路上，地位和影响远不如北京大学的临沂大学已经走在了那所名校的前面。今年7月，在该校开展的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中，8名具有正高职称的在职处级干部辞去“官职”，当起了教授。相比几年前某大学“40名教授争当一名处长”的新闻带来的悲凉，这则报道让人看到了希望。但星星之火能否从沂蒙革命老区燎原，并不乐观。

　　临沂大学是一个新校名，其前身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师范院校。众211高校、985高校的校长们，其见识应该不会逊色于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但目前，公众还很少有机会能从他们口中听到以下振聋发聩的声音(更可贵的是，观点变成了行动)：“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重新回归‘学本位’，让专家、教授深入教学科研一线，学校才会大有希望”。“大学是最不需要官的地方，我们所有的干部都是为教授搬板凳的，行政是为教师、学生、教学科研服务的，而不是指挥教授搬板凳的。”

　　董奇算是为985高校的校长们争了一口气。今年7月，他履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讲中，态度鲜明地承诺：在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要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董奇因此赢得了“四不校长的美誉”。约一个月后，董奇曾经的同事韩震在就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校长时，也作出了类似的“三不”承诺。

　　鉴于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着“赢者通吃”、“有权者通吃”的毛病，这两位校长关于“如何做大学校长”的承诺确实令人眼前一亮。但在国外，这不是新鲜事。早在2004年召开的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我们就从哈佛大学校长那里得知，“美国大学校长上任前就已基本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做了校长，就必须放弃学术研究”。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也介绍说，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

　　如何做好大学校长，光有承诺肯定不够，还得具备耶鲁大学前校长莱温教授总结的“大学校长8条必备素质”，比如制定引领大学前进的愿景，并能准确地传达；制定远大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以渐进的方式推进，但一旦有机会，就要立即抓住推动快速变革；还要善于冒险，而非因循守旧或畏手畏脚。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可与之做番对比，看看差距和差别有多大。

　　在2012年，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4月24日，教育部批复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学校代码为14325。“教育部这次批准南科大，说明他们对改革还是支持的。”校长朱清时说，它使我们成为合法的高校的品牌，是一件好事儿。

　　但俞敏洪和许多网友可不这么看。前者在今年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转正，我认为，那就是改革的失败。我觉得，应该不转，尽可能地坚持下去。这样的话，至少为中国高等教育增加一点色彩吧。”后者的态度从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可以看出：在回答“南科大转正，你怎么看？”的问题时，6977票中，有2709票认为是教改的失败，是被“招安”，另有1159票担心，“肯定会被同化，又是‘南科一梦’”。

　　教育部给了南方科技大学一张准生证，按理说，确实是好事，为何民间和官方的反应，差别这么大呢，个中意味，值得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