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三十三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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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程问我们一个问题：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