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形而上学体制，学术腐败温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专家乔新生表示，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未对这种“学术索贿、学术行贿”行为进行界定。参与论文交易的各方除非发生明显侵权行为，否则难以被追究法律责任。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认为，论文买卖在中国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原因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学者个人操守问题，而整个学术行业这种对于学术道德的漠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市场经济中间一些坏的因素，比如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等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着重批判了现行学术评价体制，称其为“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教育体制在经历了十年内乱之后，处于恢复和完善时期，被文革中断了多年的教师职称评定工作也重新启动。在此过程中，还闹出了一些笑话。北京几所著名高校里一些搞后勤工作的同志居然向上级提出，根据自己的工作年限和对学校的贡献，完全可以评个“后勤副教授”。此事在教师当中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有赞成的，理由是，副教授不过是个职称而已，既然个人的待遇要和职称挂钩，那总得给人家一个职称吧！而反对的声音则认为，副教授、教授是学术水平的认定，如果一个从未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也能当上副教授，岂非千古奇谈？于是，在相关制度中就增加了一些规定，比如，要求在××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篇，才有资格参加××职称的评定。既然能发表论文就能当副教授，于是就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种形而上学的职称评定制度，成了日后学术腐败的温床。

　　许章润认为，仅仅谴责这种违法行为是不够的，要治理这种现象，必须分析它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社会土壤。学术道德沦丧、学术自治不足、遏制论文交易的政策法规缺失等都与论文地下市场的形成不无关系。但究其根本成因，还在于现行评价机制存在重论文发表轻工作实绩、重论文数量轻质量的错误导向。

　　中国是个“论文大国”，资料显示：2008年度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突破10万篇，总数11.67万篇，占世界份额9.8%，仅次美国；但名不副实——从引用情况看，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与世界平均值10.06次相比，只有一半——盛产“泡沫”。

　　另一方面，在学术创新空间匮乏的情况下，今天的学人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那就是，由于种种压力，中国的学人们或情愿或不情愿，但是最后总是得屈从于这个自我评价、自我满足、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体制中，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

　　中国的学人们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平庸。庞大的论文产业规模其实是这种平庸的注解：为了生存，为了能过上有些体面的生活，为了能追逐上高涨的房价，一介书生能做的，似乎只有更好地适应既有规则而不管其是否合理，是否有价值。

　　经济学家科斯并不多产，只凭一篇“科斯定律”的论文，获得了终身教授和诺贝尔奖。这对我们不无启发。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调整“唯论文发表论”、“唯论文发表数量多”的导向，遵循学术规律，按照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人才培养定位，建立一套系统科学、分类管理的科研评价机制。

　　面对庞大的论文买卖产业，我们更应反思为何有这么巨大的“市场需求”？大学生毕业要论文答辩，教授、医生、记者等各行各业职工评职称要提交论文，而且是“非此不可”。这种机械的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考评，无疑是催生买卖论文“产业”的原因之一。不改革“论文至上”的能力考评机制，论文买卖难以杜绝。

　　重建良好的学术环境，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提倡自我清洁、端正学术品格、拒绝不良风气侵染，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宽松、自主的学术空间，解除不必要的羁绊，同时改革社会评价机制，这样应该有利于净化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