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看似偶然的事件

　　年末，一个小学毕业后就辍学的孩子在合肥胜利广场附近卖烧烤的图片经网络曝光，迅速被网友们冠以“烧烤弟”之名。有评论说，这个随长辈离开老家进城直接打工的孩子身后，是在2000万流动儿童中蔓延的辍学问题。本来，孩子离乡，父母应办理转学手续，如果进城后不上学，当地政府和学校应依法督促监护人履行送孩子上学的义务。可这种跟踪学生学籍变化的机制，在许多地方没有建立。

　　流动人口低龄辍学问题，与流入地政府对国务院关于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落实不力有关。

　　农村经过大规模撤点并校后，辍学率居高不下，折射的问题同样值得反思——农村义务教育享有“两免一补”政策后的初中辍学率为何不降反升？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义务教育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强制性义务，可眼下，许许多多流入到城市过早地扛上生活重担的“烧烤弟”的出现，已与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的现实，构成巨大的反差。

　　中国教育中的“下跪”事件一向刺激社会的神经。湖南娄底市一中英语老师谭胜军上课时，发现小白同学和另一同学在下棋，便上前制止，小白抢走谭老师的教鞭，还对谭老师动手。事后，小白在班主任要求下道歉，谭老师却突然下跪，称希望此举能唤醒孩子们好好读书。有评论说，这个“跪求”与现行学校管理模式的“目中无人”有关——在一些有良好学习氛围的学校，学生学习自觉，学校却实行严格的管理；而在一些学生行为习惯差的学校，学生不爱学习，学校反而实行宽松的管理。这两种管理，前者会扼杀学生良好的个性，后者则助长了学生不良的习气。

　　既无个性又没有明确教育定位的无序管理，往往会产生学生不配合老师教育、家长不理解学校管理的冲突。这正是我国中小学校管理的软肋，只有从学生实际出发，管理模式由学校、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共同根据学生的特点确定，学校据此定位推进管理，教师在明确的权责范围内有自主教育空间，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应该得到的教育，教育中的“下跪”现象才会绝迹。

　　从3月23日的福建南平校园血案，到4月30日的山东潍坊校园血案，不到40天的时间内，校园血案发生了5起，一再敲响校园安全的警钟。10月21日，柳江县洛满镇洛满中心小学一栋楼的二楼走道栏杆坍塌，造成27名学生跌落到一楼受伤，其中4名伤势严重。39天后，新疆阿克苏市第五小学楼梯上的踩踏事故，导致近百名孩子被挤伤或摔伤。似曾相识的校园踩踏事故为何一再发生？很快成为社会思考的问题。

　　有评论说，治理校园安全的长效之策，除外部社会因素之外，还在于引入学校民主管理机制，寄希望于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纲要》所指出的加强中小学民主管理的改革路径，推动让家长、社区人员参与学校办学、监督的机制建设。

　　10月，吉林省原总督学于兴昌受贿弊案水落石出。经延边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0012009年，于利用担任吉林省高校党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的职务之便，通过帮助他人择校、高考录取、调剂专业等，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800余万元。以往高校腐败的“高发地”集中在采购、基建领域，而在招生领域，教育高官中出现如此罕见的巨贪，着实令人震惊。

　　有评论说，于案牵扯省内大、中、小学校上百所，一连串利益链条的存在，反映着行政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必将产生腐败。而只有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即现代学校制度，实现教育的管评办分离，学校内部的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以及公开、透明地办学，才可能制约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