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020年目标几何？

　　本次《规划纲要》的制订，被决策层视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导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因此，《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2020年国家的教育财政投入目标是多少？

　　据参与《规划纲要》制订的专家透露，围绕这个问题，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各部委都有不同的声音：

　　一方观点认为随着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加大投入势在必行，可以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或者更高的比例；而另一方则倾向于在国家教育经费适当增加的情况下，更着重于提高相关经费的使用效率。

　　“目前，《规划纲要》起草小组基本上确定了该指标：到202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能够达到5％，全口径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能够达到7%-7.2%。”该专家表示。

　　据他介绍，这一标准主要是依照国际通行的教育生均经费指数来测算出来的。到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所需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为3％，高中教育阶段为1％，高等教育阶段大致为1.1％，三者相加为5.1％。

　　袁连生也做过一个测算：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教育相关的模型来看，如果到2020年人均GDP确实达到了7000美元的水平，那么要实现高校毛入学率达到35%-40%，基本普及高中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目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该在4.5%-5%这一区间”。

　　不过，也有学者强调，如果不改变现行教育经费投入体制，“5％”的指标难免重蹈目前“4％困局”的覆辙。

　　“4%的指标，为什么一直达不到，其中一个问题是钱掌握在谁手里。我曾经做过统计，教育财政的钱，中央财政只占11%，地方财政占了89%。”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博士表示。

　　参与《规划纲要》制订的专家曾经就此问题与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交流，对方坦率地表示，“包括中央转移支付的部分在内，财政性教育经费90％在地方政府手中，财政部只能管中央支出的10％部分，其余的大头是各个省拍板决定的。”

　　正是因为财政性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手里，相应带来各种的问题。

　　首先，一个固定的指标并不能适用于不同的地区。比如有些地方的教育不缺钱，长三角地区因其GDP规模大，尽管教育经费比重不到4%，但经费仍算充裕。但是西部地区，即使按照GDP 4％来投入，根本不足以支撑当地教育的发展。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GDP的60％以上乃至80％都投入到教育中，仍显捉襟见肘。

　　“对这个事我们有过好几年的研究，但直接加大投入肯定是不管用的，中央拨下来的钱往往会对地方的教育投入有‘挤出效应’。”来自财政部的王冬表示。

　　以2005年开始推进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为例，中央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发现，中央资金足额到了地方以后，地方反而把配套经费降了下来。

　　“为什么地方政府花在教育投入上的激励性不够强，是不是政府财政激励上应该有些改善，使地方有动力提高教育投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斌珍博士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将地方政府预算投入的激励机制建立起来。”

　　据上述参与《规划纲要》制订的专家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一个是进一步强调严格执法；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也可能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将是否落实“三个增长”纳入到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中，改软约束为硬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章“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中，曾明确规定了关于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现在有很多省市并没有能够完成教育法中规定的‘三个增长’的硬性规定，然而却很少有相应处罚。下一步，应该加大相关问题的处罚力度。对于各个省没有实现‘三个增长’的，要直接进行执法。”该专家表示，“总之就是一句话，这次我们不仅仅要研究怎么达到4％，还要研究如何能够达到5％，以及这个背后的制度安排。”

　　记者 马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