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过度化的根源
高等教育过度化的确切含义，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过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这表明高等教育规模过分扩张；二是相当多的人接受了过多的高等教育，它表明高等教育层次被过分拔高。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出现了高等教育过度化发展的态势，尤其发展中国家情况更甚。据法国1992年2月公布的数字，大学生约占283万失业者的30％；据《纽约时报》（1993年6月6日）报道，加州理工学院225名毕业生在毕业典礼前一同，只有6人接到名牌公司的聘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1989～1993年，英国最大的大学一伦敦大学的毕业主失业率连续4年上升，逐渐接近80年代初的12.5％，而同期要求继续深造的毕业生增加了30％。据统计，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总数为2万人左右，占全部失业人数的12％；70年代达到120万人，占失业人数的20％左右；80年代大学毕业主失业人数却多达150多万人。韩国1970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57～58％，1985年下降为41％；同期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由95％下降为75％。泰国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在80年代初，因专业不同，分别达24～70％。美国学者马尔科姆?吉利斯在其《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过度化有这样一段精彩描述："在印度和菲律宾这两个扩大高等教育的先锋国家，出现了大批寻找工作的毕业生，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职业。长期实行免费教育的斯里兰卡，到了70年代发现，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半成了失业者。韩国这个曾在50年代后期有着许多垂头丧气、无工作可做的大学生的国家，到了70年代，倒出现了受过教育的工人短缺现象，甚至经济多年近平停顿。学非所用，使事情更加恶化。加尔各答的职业介绍所里每天都挤满了文学士和理学士，有学数学的，有学英语的，有学物理的。而有些雇主主要是在该介绍所寻找擅长空调、绢网印花或管道方面的人才，这些雇主失望地离去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学毕业生最后不得不接受与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据说在马尼拉，与美国有些城市一样，文学士当出租汽车司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高等教育过度化的根源何在？主要源于对高等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的高估，以及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高收益率。
高等教育投资作为一顶投资活动，与其他投资活动一样，可以对其投资收益率进行科学评估。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包括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个方面。其收益主要是指经济收益。高等教育的"产出"主要是其培养出来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力素质提高可以创造出比先前更多的物质财富，但物质财富的增量不可能被受教育者独得，社会无疑也是重要受益者。其受益的数量与其投资高等教育之比，就构成社会得到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尽管投资高等教育不同于投资于一般的经济活动，但投资收益率仍然应当成为社会权衡高等教育投资额的重要的参考指标。
当然，社会从高等教育中得到的收益除经济收益外，还有政治、文化等收益。由于高等教育开启受教育者的心智，扩展其看待社会、人生的眼界，培养其良好的思想情操，社会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以下收益：新型的国民观念，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负责的政治参与，良好的道德和法律秩序等。
但也不可否认，社会（以政府为代表）对高等教育的收益期望值往往过高，对人才的社会需求估计也往往偏高。它倾向于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从技术到组织都变化迅速的社会，而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根本，高素质的国民是保证国际竞争取胜的基础。因此，它通常认为人才培养越多越好，甚至越高级越好，即使出现了人才过剩，也往往被理解为仅仅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非真正的人才数量过度。基于对高等教育特殊重要性的理解，政府往往不遗余力地向高等教育投资，也积极鼓励民间力量投资高等教育，并不在平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已降至低点，因此，约束高等教育供给过度的尺度变得不适当的宽松。
高等教育的个人高收益率，导致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过于旺盛，是高等教育过度化的又一重要原因。个人从高等教育中得到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心理收益。其中的经济收益是受教育者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相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多得的经济收入。它与个人付出的全部高等教育成本之比，即为个人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根据198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亚、非、拉22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平均个人收益率为24％，高于13％的平均社会收益率。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高，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需要高素质人力的传统部门与需要高素质人力的现代部门的工资或收入差别很大；第二，获得大学及其以上文凭后，在现代部门中获得就业的可能性大增；第三，个人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低，即由于政府扶持，个人实际支付的高等教育学杂费往往只是实际培养成本的一小部分；第四，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过剩和收入低，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低，即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实际放弃的货币收入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工资差别和获得大学文凭后在现代部门就业的几率之乘积，是个人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个人为高等教育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和，构成个人的高等教育全部投资成本。可见，个人高等教育投资的高收益而低成本，以致高等教育的个人投资收益率高得诱人。个人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收益。高等教育为个人带来的社会地位提高、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成就感和良好的卫生保健等，构成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社会及心理收益。
高等教育在以上所述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过度化，以致出现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失业，或者屈就于较低级的工作岗位。在此严酷的背景下，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无丝毫减弱。相反，为了增加就业的保险系数，也为了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人们仍然在高等教育的阶梯上努力攀登，追求尽可能高层次的高等教育。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学历病"现象。它表明高等教育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遭到扭曲，背离了举办高等教育的初衷。
我国应当警惕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
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出现，此后一直愈演愈烈。目前虽然缺乏大学生失业人数的权威统计数字，但大学生就业难，的确已经成为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一场接一场的大学生供需见面会，几平从来都是一边倒的买方市场，成交量 过25％的人才集市很少。很多大学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最后不得不退而求次；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就业压力，被迫选择读研究生；成人高等教育的红火，主要原因是人们需要一个现有工作用不着的大专学历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用人单位较少考虑工作的实际需要，偏重于以高学历作为择人标准。这样看来，大学生失业，人才依次降格使用，"学历病"等症候已经或正在显现，它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
我国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很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正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对人才需求极大的时候，为什么也会出现高等教育过度化的症候呢？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是，就业渠道不畅通和大学生就业观念不解放。其实，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已比较成熟，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己为买卖双方所熟知。用就业渠道不畅通做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另外，也不应当一味埋怨大学生就业观念落后。当前大学生"待解放"的就业观念，无非是期望获得一份与自己学历相称的工作及收入，这种期望恐怕并不为过。大学生就业观念彻底"解放"的结果，无非是过剩的大学生统统下基层、下农村、去一般水平的私人企业。但这样做并非是在解决问题，不过是在掩盖问题而已，因为人才的学非所用和大材小用加剧了。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化还相当遥远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除此，我国还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化十分明显的社会，70％的人口在农村，而农村相当缺乏现代性。再加上国有单位人浮干事和人事体制尚未理顺，对大学生的需求规模和层次远没有预想的那么惊人。高等教育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哪怕其自身发展水平并不高，也会走向过度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不小，但高等教育过度化反而更加严重，原因即在这里。
我国普通高校的办学条件普遍较差。北京大学高教所曾抽样调查616所普通本科院校的物质资源配置情况，结果显示，大多数高校的物质资源处于不足状态，低于教育部《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的规定。尤其是在校舍方面，不但已无多少潜力可挖，而且已经低于教育部有关办学条件的最低标准。从师资配置的情况看，我国目前普通高校师生比已达10.35：1。尽管这一数字比发达国家低，但必须注意，我国在统计师生比时是把助教计算在内的，而西方国家不计入。此外，我国现有的各类民办高校及一些成人高校，其师资基本来源于周边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办学的物质条件比普通高校更加紧张，而民办高校，除少数外大都不拥有自己的校舍，其他硬件条件也差得可怜。改善各类高校办学条件的障碍在于，政府没有投资能力，而民间缺少投资意愿，这种障碍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总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办学条件的可能性，情况持续下去，教育质量堪忧。
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是否可以依赖提高学费？回答是，提高学费可以解决一定问题，而且符合改革的大方向，但不可过分依赖它，因为提高学费的余地有限。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每年向大学生收取3，000元左右的学费。虽然官只占实际培养费用的1／4左右，但已令大学生及其家庭负担沉重。根据教育部财务司的统计，前几年在每年1干多元学费的情况下，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中尚有25％左右的贫困生。另据北京大学课题组测算，如果不考虑办学条件的限制，按每年收取学费2883元计算，1997年普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最大可达到386万人（当年实际为317.38万人），同时需要资助的学生比例为52.28％。这说明，哪怕是适当提高大学生培养费用的个人负担比例，也难免会遇到学生负担能力的限制，因为毕竟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还较低，且分配差距也较大。高等教育学费如果急剧增加，其结果可能导致众多学子仅仅因为贫困而迸不了大学。这对个人是不公平的，对社会也不利。
综上所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应当是稳中求进，适度发展。曾经提倡并得到较好贯彻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针，不应受到动摇。要明白，尽管居民的高等教育需求强劲，但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迎合这种需求。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在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自1998年开始，国家遭遇需求不振、失业严重的困扰，多营齐下的措施不大见效之后，高校扩招和提高学费被当作扩大内需解决问题的"新大陆"，一时间呼声高涨。受此影响，中央政府终于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高校大扩招，招生规模为28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160万人，比上年增长48％；2000年高校继续大幅扩招，高校录取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大学学费进一步提高。以上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经济，又会增加多少就业，还是一个未知数。其后果却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有的已经显现，如办学条件恶化和许多大学生读不起书；有的尚未显现，如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当此之际，我们只能呼吁政府切实地负起责任采，把握好高等教育发展的度，切忌过度，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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