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第三，教育能力的国际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知识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机构生存的根本。今天的高等教育竞争不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尽管知识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但人才并不等于知识创新，因为除了人才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知识创新。同时，尽管知识创新跟创新人才密切相关，但创新人才并不必然能发挥创新能力。例如，在中国，院士一般被公认为是顶尖的创新人才。假使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全部招聘这些院士为教师。笔者以为，这所大学绝对不会成为最好的大学。原因很简单，大学不单单是人才的问题，创新是需要很多条件支撑的。所以，人才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高的标准。今天，以人才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时代正在悄然转向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笔者称之为“超人才时代”或“后人才时代”的高等教育。今天的国际高等教育正在这样的全新时代大踏步前进。在后人才时代，人才观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能力需要多元主体共同拥有，并不是单独寄托在个别的人才身上。从国际趋势来看，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跟教职员工一起全员性地参与大学的知识创新，成为当今国际高等教育治理的共识。例如，美国的大多数大学里研究成果60%以上是研究生贡献的。即使大学的许多研究论文由教师发表，其中也有研究生的不少功劳。教师数量毕竟在大学是少数，而学生的数量要比教师多10倍甚至20倍以上。若学生能参与知识创新，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生力军。后人才时代的高等教育尽管同样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但更强调整体创新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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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教育功能的国际化。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凸显社会变革的引领作用。高等教育机构是创新的集中地，跟企业自主创新共同构成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两个主力集团军。但这只是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冰山一角。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阵地，引领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新的技术往往最早在大学里得到运用；最前卫的观念往往最先在大学里被接受和流行；最保守的思想观念往往在大学里最先被丢进历史垃圾堆；最先进的理论和对传统的挑战往往最容易在大学里最先发端等等。这样的时代，是“超变革”的时代。例如，当社会还没有普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进入“超变革时代”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通过对残障人士的全纳而实行真正的“有教无类”；当社会正在开始出现个人自由自主意识觉醒的时候，进入“超变革时代”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通过学业自由、学术自由等实现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这样的高等教育是主动引领社会变革的，不是社会变革压力下的被动回应。“超变革时代”的高等教育完全摆脱了社会变革“应声虫”的角色。

　　总之，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就是要将高等教育引入到“超培训”、“超资源”、“超人才”、“超变革”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