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教授治校”是必要的探索

　　在南科大的最后一课上，朱清时总结自己的改革方法时归结为去行政化；实行能力素质与知识并重的选拔机制；四年学制，前两年上宽口径的基础课，后两年自选专业，以利于适应交叉学科的发展；实行书院制管理；逐步实现“自授学位，自发文凭”，由社会而不是教育行政领导来评价大学。

　　新文化：我关注南科大多年，认为在您和师生们的努力下，现代大学制度基本完成，教学体系构建的想法基本上获得了成功，从学生们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点。但是去行政化和由社会评价大学的自授学位、自发文凭遇到的障碍是难以跨越的。您认为是这样吗？

　　朱清时：这两点需要社会的观念改变。自授文凭是开创性试验，如果这些学生到社会上以后都成了骨干了，那社会的观念就开始变了。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5年已经开了个很好的头。

　　新文化：对比来看，社会评价大学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这本身就很难；而去行政化显得更难，是不是因为触动了某些利益？

　　朱清时：不光是利益，还牵扯到中国的管理体制。行政化实际上是中国的管理体制，所有部门都是同样的，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管理体制的好处是稳定，但是如果学校都用这种管理体制，创新性就受到了限制。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要探索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来管理大学，让教授、学生真正地充分发挥创造性，这就是我们南科大的教授治校。我们也在党委领导下，但是我们希望党委只管大方向的重要的政策上的事情，不要管学校的行政事务和教学，特别是在学校的管理干部任命和人才聘用上，如何具体操作“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这对中国教育改革来讲是必要的探索。

　　新文化：南科大也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您在南科大是一肩挑，可能避免了很多行政干预的问题。在您之后的南科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双配制，会不会成为今后南科大改革的一种约束？

　　朱清时：这个问题正是南科大改革想做的事。我被邀请做南科大创校校长的时候，提出的条件就是，书记校长我一个人做，这样探索一条新路。虽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这样避免了两个领导、两个核心。南科大如果接下来不再采用这种办法，也是教改实验的一部分。究竟哪一个会更好，我很难去预测，这就等着看南科大的进程来评价它。

　　新文化：您当时是用这样的办法与现行教育制度博弈吗？

　　朱清时：要想在中国的教育体制走出一个缺口的话，的确要走出新的路子来，我不敢说博弈，有人会不高兴。我们要走出这一步，一定要找到一个缝隙，但当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现在看，教改实验班的学生是南科大改革5年来最核心的亮点。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南科大这5年的价值就不大了。学生们受欢迎，说明我们这步走对了。而且历史如果记住南科大，就会记住这一点。

　　新文化：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点能否改变？

　　朱清时：我觉得这几年中国的教育界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中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把“去行政化”写进去了，这就是很大的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