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礼上，钱理群致辞讲话，似在总结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败和所得。

　　这个结局钱理群并不意外，早在2000年，钱理群就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