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丰富的痛苦”

　　“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们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上，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但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教育之外谈教育”的观点则来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为李大钊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钱理群对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观点非常认同。其要点有二：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恰如在为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话做注，他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对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做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书写中国左翼文学史，探寻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抉择，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终极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